她的兒子在六月四日，為支援廣場的大學生，出去了，結果一去不返。
二十年過去，丁子霖說，她活得很累很忙。忙於聯係其他難屬，忙於轉捐款幫助難屬，忙於寫書和文章，接受訪問，把六四難屬的要求讓政府和世界知道。
其實她的忙她的累，何嘗不是一種追求解脫的方法？得以暫時忘記失去兒子的傷痛?年紀越大，失去兒子的“傷痛越深”，丁說。最深的痛，又豈是時間可以洗刷掉的？
當初丁子霖能把難屬家庭聯係起來，丁說，這其實是緣於偶然。有人在一個六四死難者的墓前留下紙條，來掃墓的母親看到了，因此和這位在六四失去丈夫的遺孀聯係上，而這位掃墓的母親又恰巧和丁子霖碰上，慢慢地，這個難屬家庭的網絡開始發展起來。我們這些人走在一起，是“血淚”把我們聯係起來的，丁說，我們在相同命運的人身上找到活下去的力量。
而丁子霖又因爲個人的遭遇，決定幫助遺屬的遺孤，尤其是女孩子，上大學。她在十五嵗的時候，家庭一貧如洗，父親要他到工廠縫洋娃娃，她不服從，最後父親讓她在政府的免費學校讀書，完成初中，之後又凴一個月三十元不夠的生活津貼，完成大學，最後成爲人民大學的教授。人生有些階段，可以令你向東，或向西走，兩個方向就是兩個命運，如果我當時聼我爸爸的話去縫洋娃娃，我之後就只會是個工廠女工，丁說。
是這種生命經歷，在六四傷痛出現後，個人命運搭上歷史的綫索，她去探訪遺屬家庭，看到那些小女孩好學聰明，決定幫助她們，發起了專項基金，資助她們上大學。
二十年前的一日突然失去愛兒，失去生命的重心，以爲活不下去，但她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她還領悟到，人不能靠恩賜。人要用行動去爭取，改變現行的制度。
二十年的風霜和痛苦，刻在她臉上。痛還會更深，但丁子霖這二十年活得多實在。個人和歷史的命運完全交織在這二十年，她一針一綫地串連起來，對自己有交待，對死去的愛兒有交待，對歷史更是有個交待。
丁子霖接受香港電臺節目頭條新聞的足本訪問。值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