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July 2006 ↓
厄瓜多爾“神聖山谷”圖片
July 30th, 2006 — 中南美之旅
在神聖山谷遇上她 -厄瓜多爾
July 30th, 2006 — 中南美之旅, 女事, 學西班牙文, 戀戀人物
在厄瓜多爾最南省份Loja﹐有一個地方叫“Vilcabamba Valley”﹐Vilcabamba是印加語﹐意為神聖。別小看這個隱蔽在山中的「神聖山谷」﹐它兼具古代和現代的傳奇。 話說印加皇朝被西班牙人消滅後﹐皇朝君主Manco Inca領導反抗運動﹐遭遇失敗﹐於1536年逃到道路不通的「神聖山谷」﹐建起山城﹐繼續領導對西班牙人的反抗運動﹐卻不幸在入谷後八年﹐被受他款待的西班牙逃犯出賣遭殺害。Manco Inca死後﹐在「神聖山谷」的印加遗朝延續了二十六年﹐才被西班牙人摧毀。 「神聖山谷」見證了印加人由輝煌走到末路﹐與命運對抗的歷史﹐亦見證了歷史的血腥與人事的叛逆﹐弔詭的是这个世外桃園般的山谷竟是這种种浩劫争夺的發生场所。可能因此之故﹐這個山谷被說成神秘不可測﹐吸引不少浪者在此停留。這裡的旅店命名很體現了一點這種氛圍﹐有間旅店就叫Secret Garden。 我來到「神聖山谷」﹐神秘感倒不大有﹐反實實在在覺得這是一片淨土﹐有與世無爭的寧靜﹐入村的路兩旁種植了一棵連一棵的樹花﹐花香樹影從人家的院子飄入眼帘﹐沿路花色和山嶺掩映出無限暖意和嫵媚。在一個貧窮之國﹐這裡真的似世外桃園﹕這裡的居民很多都活超過一百歲﹐吸引不少科學家前來研究。
就是在這樣一個世外桃園般的地方﹐我碰到了一位「世外高人」﹐我的西班牙文老師Tenya。
Tenya來自西班牙﹐大學時期去德國攻讀德文﹐之後四處旅行和生活﹐體會到世界的貧富是如何懸殊﹐滿腔憤怒﹐從此身體力行﹐決定去落後國家生活。「我覺得富裕國家的過度消費是不對的﹐太過份了﹐世界其他地方有多少人沒得吃沒得住﹐我不想同流合污﹐寧願在這裡工作，交稅給當地政府﹐而不是我在歐洲的政府。」 她很執著﹕「我覺得如果我還住在西方國家是Morally Wrong的。」
於是她選擇來到南美工作﹐教西班牙文。我遇到她時﹐她已經在厄瓜多爾教了四年書﹐剛由其他地方搬到這個山谷居住和工作。她住在一個農場上﹐不教書的時間﹐便務農, 培糞﹑施肥﹑播種﹑收割﹐樣樣都幹。
一個對道德這樣執著的人﹐她對教學同樣有份執著。第一天上完課﹐她對我說﹐明天我會準備得好好來上課的﹐今天是第一天﹐我不知您的情況﹐沒法好好準備﹐請原諒。在南美讀過不下五六間學校﹐她是第一個老師對我講這樣的說話。我說我想讀西文詩﹐於是她找來詩人Anotonio Muchado的一首詩和我一起研讀﹕
Caminante
Caminante, son tus huellas
el camino, y nada mas;
Caminante, no hay camino;
se hace el camino al andar.
Al andar se hace camino
Y al volver la vista atras
se ve la senda que nunca
se ha de volver a pisar.
Caminante, no hay camino,
si no estelas en la mar.
行者
行者﹐你的足印就是你走的路﹐
沒多沒少
行者﹐沒有路﹐
路形成於你行之時。
因行﹐路成﹐
當你回首﹐
你望見你不會再走的路﹐
行者﹐沒有路
僅有大海泡沫的一條路徑
她問我﹕「你會留多少天﹖」「四天。」「我好想和你一起多讀幾篇詩。」「我也是。」
我每日跟她上三小时的堂，她的专注令上堂时间如水般滑过﹐轉眼就過去。
臨走時﹐她给我影印了好几页安徒生童话故事﹐讓我在旅途上阅读。
告別時﹐她說離學校半哩路有個地方可以書換書﹐她現在就去那裡﹐我目送她的背影離去﹔她的頭像禾稈草似的一大把綑在腦後﹐一條長的浪人款的布裙繫在半身﹐踢著一對涼鞋﹐背著一个麻布背囊。她有壮健的行者身影。
五城六校故事 - 南美學西班牙文
July 27th, 2006 — 中南美之旅, 學西班牙文
不想旅程行色匆匆﹐決定揀幾個城市停下來﹐一邊學語言﹐一邊了解當地的文化習俗﹐如此這般﹐我在南美三個國家五個城市六間學校讀過西班牙文﹐遇到的事情令我驚嘆連連。
城市﹕Quito
您可能不知﹐在南美有一個國家漸成為外國人學西班牙文的聖地﹐那就是厄瓜多爾。為什麼是厄瓜多爾﹖一是當地人講的西班牙文很清楚﹐容易學習和聆聽﹐二是當地學費廉宜﹐一個鐘頭的私人授課不過五六美金﹐相比於在西班牙正規學校動輒要十幾美金﹐這裡的學費著實便宜。
因此﹐在首都Quito的旅遊區﹐除了提供遊客服務的酒店﹑商店﹑餐廳﹑網吧林立外﹐亦有不少語言學校散落其間。我在南美入讀的首間語言學校就是座落在這區。我選的是每日四小時的私人課﹐還以為會有至少兩位老師負責﹐結果是由一個男老師由頭教到尾。四個小時的一對一教授﹐可以想像﹐無論是對老師還是學生﹐該有多累。不過﹐在這裡有辦法﹐就是偷工減料。四個小時的課老師把一半時間安排作課外活動﹐例如去博物館﹐上了兩個小時的堂﹐他就和我坐公車去博物館﹐到了博物館﹐有專人用西班牙文講解﹐我的西班牙文水平那時只夠跟人打招呼﹐於是我跟著眾人聽講解﹐如墮五里霧﹔老師則跟在旁邊﹐閑散著。
另一日﹐男老師帶我在週圍的街道走﹔再另一日則是參觀附近的市場﹐這些活動其實就是課外活動﹐在正常的語言學校會安排給學生﹐但一定不納入課內時間。換言之﹐我雖然付四個小時的私人教授課﹐卻實際每日只上兩個小時的堂。在這個學校待了一個星期後我就懷著失望之情走了。
我滿心希望下一間語言學校會好些﹐結果……
我的下一个老師亦是位男老師﹐老實說﹐從未遇到一個老師像他那樣糟的。我的上一個老師雖然是懶﹐但他教書的時候還是認真的﹐但這位男老師﹐卻是又懶又不認真。他可以一面教﹐一面肆無忌憚地打呵欠﹐而且是呵欠連連。更「妙」的是﹐當有同事或朋友在面前經過時﹐他總會適時知道﹐及時地和他們打招呼微笑﹐每一次﹐我都驚訝於他的一眼關七及他低得不能再低的精神集中度。奇怪的是﹐他不認為自己有問題﹐當我急不及待要離開學校時﹐他還要我在他的紀念冊上留言﹐要我把他推薦給其他學生。世上竟有這樣不自知的人﹗
城市﹕Sucre
我報讀的下一間學校在玻利維亞的歷史文化古城Sucre。Sucre處海拔三千幾米﹐南美最古老的大學之一便設在這裡﹐這裡還是玻利維亞獨立革命的發源地。在這裡有一兩間語言學校﹐吸引不少外國人前來學習。
我因為選了私人教授﹐被安排在下午上堂﹐老師是個長髮女子﹐戴黑框眼鏡﹐看上去不到三十﹐交談之下﹐才知道她已為人母﹐不過她從不提及她的丈夫﹐只說一個人照顧孩子﹐課餘在母親經營的旅館幫手。
她上堂時表現的玩髮絕技﹐令我嘆為觀止。她上課時可以一邊講﹐一邊不停地用手玩弄她垂至胸前的頭髮﹐有時﹐一雙眼就這樣緊盯著髮梢不放過﹐口繼續動著﹐我覺得她是和她的頭髮說話﹐而不是和我說話。
她後來對我說﹐她自小手就要動過不停﹐不是玩這就是玩那﹐不知是否她亦自覺不好意思﹐要向我說明一下。
我不禁推算﹐大概地方落後﹐專業這回事真的很難求﹐阿根廷始終較富裕﹐大概學校的專業性會強些吧。我寄望在阿根廷的讀書經驗會好些。
城市﹕Cordoba
離開玻利維亞﹐我去到阿根廷的第二大城市Cordoba。雖然號稱為第二大城市﹐但城市其實很小。我在網上看到那裡有一間語言學校﹐自稱每年有學生幾百人﹐課外活動豐富﹐一個人在途上久了﹐很渴望有些團體活動﹐所以向這間學校報讀﹐而且申明想上團體課。學校回信說會儘量安排。去到學校﹐發覺學生可能有上百人﹐不過卻是來學電腦和英語的學生﹐事關這間學校並非專注於西班牙文教學﹐教外國人學西班牙文只是其中一個領域﹐而且選擇來Cordoba學西班牙文的外國人實在不多﹐我在學校的那個星期﹐我是唯一一個西班牙語學生。我的團體生活夢自然成泡影。
我要求有課外活動﹐老師說﹐我只學習一個星期﹐每日兩個鐘頭﹐還要從中抽時間做課外活動﹐恐怕時間不敷使用﹐我說那好吧﹐其實心裡想﹐課外活動不是在課外進行的嗎﹖我沒有力爭﹐因為我知道這間學校只有我一個外國學生﹐根本不會搞什麼課外活動﹐學校網站說每星期有這有那的課外活動﹐說得美妙動聽﹐不過是配合虛擬世界說說而已。
於是我想﹐下一站是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有過輝煌的過去﹐人文氣息濃厚﹐應該找到一間較專業的學校吧﹖
城市﹕布宜諾斯艾利斯
因為網上有不少人推薦﹐我選了一間規模較小的學校就讀。學校設在一座大廈的一個單位﹐只有兩間課室。我參加的是集體課﹐被分派教我的是一個個子小的女老師。上課時間定在早上八時半﹐我的女老師會煮茶﹐上網﹐吃餅乾﹐說等另一個常遲到的同學﹐蹉跎至九點以後才願意步入教室﹐堂上一個一個練習給你做﹐然後給你答案﹐有問題﹐她會解析一下。本該小休十五分鐘﹐她會延至一個鐘﹐才施施然回到教室。結果四個小時的堂我上了兩個小時不夠﹐而且上了﹐亦得益不多。
這間學校的問題是﹐主持人只是兼職管理學校﹐未上班前會回來學校一陣子﹐之後就會人去樓空。沒有監察制度﹐沒有專業管理﹐學生上完堂﹐亦沒有填一份老師表現評核﹐但他們的網址和Cordoba的學校一樣做得非常專業﹐把學校描寫得專業認真﹐管理一流。網上世界的虛擬有時真夠虛擬的。
我在想﹐會不會有天這裡的人做事認真點﹐國家的前途會好點﹖
都說南美的人懶﹐我不敢一竹篙打一船人﹐但從在校老師的表現﹐我實在提不出反對的聲音。在這裡﹐我其實沒有提一間我讀過的學校﹐它在厄瓜多爾南部一個山谷﹐規模很小﹐但教我的老師表現得很專業﹐偏偏她不是當地人﹐她是來自西班牙的。我因為有另文提到這個老師﹐所以這裡不贅述。
我在Cordoba時和一個阿根廷家庭同住﹐女主人的爸爸在一間醫院當院長﹐她說他的爸爸在當院長的幾年間頭髮都白了﹐因為醫院要管理的事千奇百怪﹐令他疲於奔命﹐例如員工會私下偷醫院的東西﹐甚麼都偷﹐包括做護士的偷針筒和棉花﹐即使張貼告示以為警戒也沒用﹐他的爸爸單是花在阻止偷竊方面的時間就不少﹐更不要提日常醫院的管理。她說﹐在這個國家﹐沒有「公」的概念﹐上有政客名目張膽在貪污﹐把國家的錢財佔為己有﹐下有大夥兒偷偷騙騙﹐把公共財產據為己有。既然沒有公的概念﹐又如何去求專業的服務精神﹖
我的這位阿根廷朋友說﹐她的國家的人民需要換血﹐才可能徹底改變國家的命運。
附﹕南美學西班牙文貼士
1. 厄瓜多爾是南美學西班牙文最好的國家之一﹐便宜之外﹐當地人講西語亦清楚標準﹐而且有不少學校供選擇。住在當地人家中﹐包早午晚餐﹐每日亦不過十美金。
2. 厄瓜多爾之外﹐可選秘魯和玻利維亞﹐兩個地方都有不少語言學校﹐其中數秘魯的學校較多和較有規模。
3. 在阿根廷學西班牙文可以享受當地的文化和生活﹐但存有一個大問題﹐就是他們的發音非常「阿根廷式」﹐例如ll兩個字母在一起﹐他們會發類似國語「者」的音 ﹐其他講西語的地方卻是「熱」音﹔文法上亦自成一格﹐例如「你」的變格是Vos﹐而不是西語世界流行的Vous﹐這用法除了阿根廷﹐就只有其鄰國巴拉圭使用。而且阿根廷式的本土用語特別多﹐你在阿根廷學完西班牙文﹐可能在其他講西語的地方很難為人明白。
4. 不要盡信學校的網站﹐最好親自到學校視察才決定報讀。
來自窗下的呼喚
July 26th, 2006 — 西班牙之旅
在西班牙的Granada, 我住在舊區的一幢舊樓。房子高五層﹐建在一條石階斜坡上﹐我住在二樓﹐起居室的一邊有偌大的窗子臨街﹐我常坐在窗臺上﹐看對屋的椰樹﹐看鄰居的攔河﹐看街下走過的男女﹐看拐角處的灰黃街燈﹐特愛天黑之後﹐因為還可以看一輪明月。
窗口足一個人高﹐我整個身子坐在窗臺上﹐赤著的腳也放在上面﹐低頭﹐就見下面走過的人。
我還愛坐在窗臺上吃西班牙香腸Chorizo - 世上最好吃的香腸﹐圓圓的一塊﹐一陣子就把整包消滅掉。
有時傳來特別的聲浪﹐又或有很悅耳的聲音在說話﹐我都會走去窗邊看看。
Raul一定是個在西班牙很普遍的名字﹐我的西班牙語老師就叫Raul。有日﹐我聽到窗下有兩把聲音大叫Raul﹐好像是衝著我住的地方來﹐還沒理清是怎麼回事﹐已經聽到一把男聲從樓上回應﹐他一定就是Raul了吧。原來我住的地方有個叫Raul的男孩﹐他的朋友來找他﹐就這樣放開喉嚨叫上去。
三把聲音就這樣樓上樓下地對講﹐響個不停。最後叫Raul的鄰居落了樓﹐和兩個朋友一起離開。
其實我住的房子有門鈴的﹐但Raul的朋友喜歡直接﹐他們選擇呼喚﹐痛快地﹑親切地叫出朋友的名字。
我兒時住在廣州﹐住的房子亦是臨街,有人來探訪﹐就好像Raul的朋友那樣﹐只在門外大叫﹐認得是朋友的聲音﹐會突突地跑出去應門。萬一沒人回應﹐來訪者才會出最後一道板斧﹐就是拉一下繫在門邊的銅鈴。
時空交錯﹐想不到多少個年頭後在西班牙看到了昔日生活的痕跡。
在一個吵鬧的國家﹐我的生活在拉長
July 24th, 2006 — 西班牙之旅
來到西班牙後才發現這是個有趣的民族。
首先﹐從未見過一個民族夜深了還可以這樣張揚。照常理倒垃圾的時間該在清晨或午夜前﹐以免影響眾人睡眠。但在西 班牙﹐倒垃圾的時間卻是在凌晨一至兩點。我住在南部城市Granada的舊城區Albycine﹐街道九彎十八曲﹐全部用石塊鋪成﹐所住房子外有二三十級台階﹐凌晨過後﹐倒垃圾的人出動了﹐他們拖著笨重的有一個人高的垃圾筒走來走去﹐筒和石塊碰撞﹐震耳欲聾﹐石破天驚。除星期日晚﹐一個星期有六晚如是﹐風雨不改。
午夜過後﹐還有鄰居肆無忌憚大播的音樂。鄰居的窗口正對著我的睡房﹐音樂直衝著耳朵而來﹐幸好播的都是好聽的交響樂或佛蘭明哥歌曲﹐讓人聽出耳油。某日﹐可能對方發現鄰居是個亞洲女子﹐怕我不慣這裡的文化﹐在窗口貼了一張紙﹐說如果聲浪太大﹐告訴一聲﹐會改善的。我的心暖暖的。
那是2004年﹐夏天的時間有佛蘭明哥音樂節﹐我聽了其中幾場。有兩三場節目安排在舊城區的一個庭院舉行﹐舉頭是夜空﹐入耳是美樂﹐地點好極了。但其實﹐地點的四面八方都是民居﹐節目說是零時開始﹐但實際上不到一點都未開始﹐佛蘭明哥的唱腔抑揚頓挫﹐聲音時高亢時悲慟﹐加上音響效果﹐不擾民才怪。但節目可以在民居深處進行證明擾民並不是一個問題﹐枉論被人投訴了。此情此景﹐換了是在什麼都要管制的香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西班牙是一個吵鬧的國家﹐其實想深一層﹐這現象並不難解。這個國家的人習慣長的作息時間﹐午飯在下午兩至四點才吃﹐然後小睡一兩個小時﹐即siesta,﹐晚飯十時才吃﹐然後是Party時間。習慣了這樣的作息表﹐在午夜後大播音樂﹐或是倒垃圾﹐又有什麼出奇呢。那段在西班牙的時光﹐和午夜結下了緣﹐整個人的生活節奏全推後拉長了﹐人有種無限的輕飄飄感覺。很嘈鬧﹐很長﹐很享受。
尋找，Tashi Deleg
July 23rd, 2006 — 尼泊爾之旅
幽暗昏黃，懸在喧囂的邊上，你要尋找﹐才能發現「Tashi Deleg」。 它的門口並非開在臨街的位置，找它的人要走過幾米長的暗黑走廊﹐才來到它的門口。如果你在街上走過，非要四處打探才能找到它的存在。找到「Tashi Deleg」的人都是些想尋找﹑需要尋找或不得不尋找的人，所以﹐那裡聚集的是旅者，不是遊客。
「Tashi Deleg」隱蔽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遊客區Thamel，是一間藏族人開的餐廳。「Tashi Deleg」是藏文﹐表示祝福的意思。
十年間，因著不同的理由我三次來到尼泊爾，三次都尋上「Tashi Deleg」，人似乎永遠在尋尋覓覓，有沒完沒了的燥動，「Tashi Deleg」卻似時光的冰河﹐凝結﹐只作冷眼旁觀。
一九九三年第一次來到尼泊爾，在當地認識了幾個旅行的朋友，是他們帶我尋上「Tashi Deleg」的。我們一群人來自五湖四海﹐除香港人﹐還有日本﹑台灣和澳門人﹐在路上萍水相逢﹐就這樣聚上了頭。那天﹐我們幾個人一齊來到「Tashi Deleg」。推開木門，叮咚叮咚咚﹐輕巧的銅鈴﹐聲聲入耳，見到一對上了年紀的藏族夫婦坐在近門口的檯邊 — 他們是老闆和老闆娘，用儂儂藏語自個說家常，客人到了﹐他們忙點頭微笑。
餐廳有點陰暗﹐細小的窗口高高開在兩面牆上﹐室內光線微弱得很﹐幽幽地照著六張赭紅色四方型木檯和有背的木椅﹐每張檯的上方都吊下燈泡﹐用竹罩護著。
老闆女兒站在櫃檯后面收銀，方方的臉上，沒大喜亦沒大憂。
我們選了門邊的位置坐﹐然後嘻嘻哈哈﹐開始講旅遊經﹐講遇到的人和事。至今﹐這些人的面孔都已印象模糊﹐但還是記得那個有點男仔頭的台灣女孩喜歡上那個日本帥哥﹐遇到我們時﹐他們兩人一起同行已兩個星期﹔那個澳門朋友喜歡講他和路上遇到的德國仔的友誼﹐他們一起如何互相扶持征服青藏公路上的高山﹔那班香港朋友醉心攝影﹐講攝影講到眉飛色舞……微弱的光線在他們的故事邊流過﹐在我們那時還年輕的臉孔照過﹐那時的我們﹐都不大知道去路﹐但都很願意去尋﹐去尋些什麼。
尋上了，就會繼續尋，我自此每天都來到「Tashi Deleg」，早午晚餐，總有一餐在這裡吃，侍應、廚師、老闆夫婦，和老闆夫婦的女兒都認得我。每次踏進餐廳，就感覺一團和氣。侍應個子矮小﹐黑黑瘦瘦，他知道我早餐喜歡吃甚麼﹑喝甚麼，每次早上來到，閒話幾句，不用多說﹐早餐很快就會捧上來。侍應能講簡單英文，他說﹐都是從遊客身上自學回來的，一個月不過賺大約300港元，要由早做到晚，但他覺得滿足﹐因為在這個國家很多人連工都沒有。
沒有客人時，印度廚師會走出來坐，和我閑聊。他樣子英偉，膚色黝黑﹐大概二十五六歲左右。他說自己是藏人﹐家人住在印度新德里難民營，早幾十年由西藏逃出去的，他和「Tashi Deleg」的老闆是親戚，所以來「Tashi Deleg」學烹飪，打算學完師就回印度自己開餐館，還有結婚，家人早安排好了。但其實﹐他說﹐還不想結婚，但路既早已由父母鋪排好，他沒有選擇。
在餐廳工作的人都有既定的路要走，沒有選擇是他們的選擇；而來到餐廳的人，偏偏要尋，有選擇，卻不知何去何從。
我在首都加德滿都逗留了一個月，在十二月最寒冷的月份乘公車前往西藏。因為有高山反應，病得半死，頻頻嘔吐﹐連血絲也吐出來。加上高原的冬天異常寒冷﹐直是寒病交迫。病好後，幾經辛苦才買到由拉薩前往尼泊爾邊境路段封路前的最後一班公車。不知怎的﹐路上竟然又病起來，三日的車程，任窗外美景如畫，我連抬頭看一眼的力氣也沒有。人到了尼泊爾境內，身子虛弱得緊要，但心不知緣何卻踏實起來﹐尼泊爾的土地令我心裡踏實。
回到加德滿都，卸下行囊，馬上就來到「Tashi Deleg」，我要回家，「Tashi Deleg」就像我的家。見到餐廳中的朋友，直想哭，他們二話沒說﹐給我端來一大碟炒飯，還有一大壺的中國茶﹐滿面憐愛地對著我笑。
此前此後，再沒有一個地方，給我這樣溫柔入骨的感覺。
離開尼泊爾前一日，印度廚師陪我去市場買茶葉，買了茶葉﹐我們去路邊茶檔喝奶茶﹐看茶檔老闆把圓圓的茶葉粒放入壺中煮﹐水滾了﹐加上奶和糖﹐然後把準備好的茶盛在玻璃杯中遞給我們。於是﹐我們兩人在溫煦的陽光下﹐任嘈雜的人聲車聲在身旁飄過﹐飲著那香滑的山國奶茶。
然後﹐我們走出市中心﹐沿著河邊走一段山路去探廚師的喇嘛朋友﹐正好趕上他們在揉麵粉準備過西藏新年，我嚐了他們準備的糕點﹐因為羊臊味太重﹐我只吃了一小口就停了﹐他們並不介懷﹐屋內一片歡愉。
離開當日，在「Tashi Deleg」吃最後一頓早餐，把身邊剩下的藥留給侍應，告訴他各種藥的療效和服食方法－在尼泊爾藥物昂貴，平民百姓難以負擔，成藥對他們來說彌足珍貴﹔見他歡喜，我亦歡喜；和印度廚師握手言別時，他握住我的手很久很久都沒有放下……
我推開門離開餐廳時﹐不敢回頭﹐走過長長的走廊﹐來到街上﹐再回頭﹐只見到酒廊的一團漆黑。
第二次回來，是過客，因為要去印度所以路過尼泊爾，又尋上「Tashi Deleg」。事隔多年﹐推開門，銅鈴聲依然﹐仍見到老闆和老闆娘笑臉迎人；老闆娘的女兒仍站在櫃檯後收銀﹐記得第一趟尋上「Tashi Deleg」時，老闆女兒就對我說過：她在這國家沒甚麼打算，打理餐廳會是她餘生可做的事﹔果然，十年後她仍在打理餐廳。
他們還會記得我嗎﹖我對他們點頭微笑﹐他們對我報以善意的微笑。安靜﹐沒驚喜。人來人往，我的臉孔已湮沒在人潮中，他們再也認不出那個從西藏病著回來﹐他們給她炒了一大碟炒飯的香港女孩。遺忘，早在預料中。是我的臉孔變了﹐還是他們的記憶煙沒了﹖
餐廳檯椅擺設的位置沒變，餐牌沒變，甚至連價錢亦沒變，我常點的疏菜伴雞腿，仍賣90Rs(約15港元) ﹐但印度廚師已經不在，新來的廚師我只是從廚房細小的窗口看到他穿白衣的朦朧身影﹔那個黑黑瘦瘦的侍應亦已經不在，聽說去了別的餐廳打工。再尋上「Tashi Deleg」﹐我有種無以言喻的失落感。
第三次來到「Tashi Deleg」，是因為一份執迷不悟，明知沒有歷久常新的快樂，明知沒有重溫的美夢，還是再次來到尼泊爾，只為了一個人。本不想來﹐還是來了﹐於是我第三次踏足尼泊爾﹐再尋上「Tashi Deleg」。在這個曾給我家的感覺的地方﹐我聽到了這人對我講的真實﹐心痛得不能再痛。
明知尋不到，為甚麼還要去尋呢？
人在流動，餐廳卻靜止一般，沒過去，沒將來，沒界限。
其實﹐「Tashi Deleg」何嘗不在慢慢變﹐推開門﹐鈴聲依然﹐但我再看不到老闆和老闆娘在門邊對進來的客人點頭微笑﹔那個在櫃檯後收銀的女兒﹐臉上一樣的無大悲亦無大喜﹐卻添上了歲月的痕跡(那歲月在我的臉上劃上怎樣的符號﹖) ﹐她的身旁還多了一個小男孩在腳邊轉。
牆上一直掛著西藏布達拉宮圖片的地方﹐如今換了二零零一年遇害的國王和皇后的合照肖像。一個寧靜的山國，也會發生一場血染皇宮的浩劫。而近年信奉毛澤東主義的武裝游擊份子，發動連串恐怖襲擊，和政府軍爆發激戰，禍及平民，死傷平民不計其數﹐再見的山國﹐令我覺得陌生。
在「Tashi Deleg」的暗黑走廊外﹐遊客熙來攘往﹐餐廳﹑毛衣店﹑奐換店的人﹐大聲在招徠生意﹐本是商業遊客街﹐卻有荷槍實彈﹑戴頭盔的士兵列隊經過﹔軍車在街上駛過﹐開蓬的車頂﹐吐出一支支的機關槍﹐車過處﹐揚起厚厚的灰塵。在繁忙的十字路口﹐固然見到士兵扛著槍在巡邏﹐連通向著名猴子廟的路上都有軍人站崗﹐他們伏在屋頂石屎平臺上﹐槍口對著路面﹐令人不寒而慄。
我們在「Tashi Deleg」吃最後早餐﹐我點了薄餅和草葉茶﹐但我什麼胃口都沒有。我環視四週﹐忽然想念起舊廚師﹑舊侍應﹐如果他們還在﹐那多好。他們如今都在何方﹖安好嗎﹖我曾經按印度廚師給我的難民營地址給他寫過兩封信﹐但都沒回音。時光不願也不能回頭。
他送我走﹐我們一起搭的士去機場﹐他不斷在說話﹐我一路無言﹐到了﹐我們擁抱道別﹐保重﹐我說﹐保重﹐他說。保重﹐就這樣了結了所有的恩怨以及一起有過的今生今世。
歷史猜不透，人生摸不定，歷史在尋，人在尋。或許有天，「Tashi Deleg」也會出走，去尋。
丟了護照之後……可以回家原是如此美好﹗
July 21st, 2006 — 中南美之旅
這不是我第一次在旅行時被偷了護照﹐十年前在尼泊爾旅行時亦發生過一次﹐後果完全不及今次在阿根廷被偷了護照來得嚴重。
尼泊爾離香港近﹐一程飛機就可以抵港﹐只要從中國領事館拿一紙身份證明文件就可以上機。阿根廷可不同﹐離香港千里迢迢﹐非在某地轉機不可﹐而轉機地點不外是美國和西歐。這些發達國家對入境十分嚴﹐沒有護照﹐根本無從過境。
既是香港人﹐在外地遺失證件後﹐自要找中國領事館。駐阿根廷的中國領事館離市中心非常遠﹐搭火車再搭的士﹐幾經辛苦才去到。把情況告訴接待員後﹐她讓我稍等﹐然後﹐一個年輕的領事出來見我﹐說有關的表格使館沒有﹐需要叫香港方面送過來﹐要我翌日再來。她說﹐香港方面辦事效率高﹐只要我把資料填了﹐香港方面一經核實﹐她這邊就會批出文件。「大概三四天就可以啦。」
她強調發給我的文件只能讓我回港﹐不是護照﹐「你乘搭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回港吧﹐這間航空公司繞道阿聯酋﹐過境比較容易。」
我第二天又來到領事館﹐他們給了我一張紙﹐我把資料填好﹐然後回家等消息。三天後文件果然批了﹐我把證件拿在手﹐卻馬上疑慮重重﹐這是一張A4大小的紙﹐亦即是我填資料的紙﹐右角是我的相片﹐上面是我的姓名﹑住址﹑身高﹑國籍﹐下面是一個中文蓋章﹐寫著「中國駐阿根廷領事館」﹔另外在右下角有個方形的印章﹐用很小的中英字說三十天內可進入香港。在印的下面﹐有兩行中文字﹐明言文件持有人是香港居民﹐有返港居留權。
最重要的資料﹐那個蓋章和表明我是香港居民的字﹐都是中文字﹐如果只看我用英文填的個人資料﹐誰會明白這張紙是什麼來著﹖就是這樣一張大概只有中國人才會明白的身份證明文件﹐中國領事館不僅收取了我三百多元港元﹐還收了我據那位領事說四天是正常時間的加急費﹐我總共付了五百幾港元換取一張外國人看不明的證明文件。
更滑稽的事還有﹐那個三十天以內入香港境的印章有一欄是簽發人簽名的﹐領事忘了簽名﹐過後多次致電給我﹐要我回領事館讓她補簽﹐結果我千里迢迢又去到老遠的領事館﹐她簽了個中文名﹐沒有銜頭﹐沒有印章說明﹐不是簽了等於沒簽嗎﹖
這張紙有多廢﹐只要看跟著發生的事情就知道了。
既然沒有護照﹐只是拿著這張廢紙﹐休想經歐洲或美洲過境﹐於是我想到在紐西蘭過境。紐西蘭人和善﹐應該好商量吧。於是﹐我拿著中國領使館發的身份証明書去到紐西闌領事館申請過境簽証。
一如所料﹐使館不肯定我的身份證明書是真確的﹐因為那份文件他們看不明﹐他們要求我向中國領事館申請一封信﹐證明我持有的証件是真確的以及我有權回到香港。在知道求助於中國領事館難比登天的情況下﹐我轉而求助於香港入境事務處﹐但他們說這不是他們的份內事﹐中國領事館比他們高層次﹐始終要由中國領事館出頭﹐於是我只好又找上中國領事館。
我去到中國領事館﹐那位領事說﹕「這份文件是香港方面設計的﹐我不可能再發別的文件的啦。」她用手提電話致電紐西蘭領事館澄清﹐我在一旁聽﹐她說她是中國領事館的(沒有說她的銜頭)﹐我的身份證明文件“Good for travel”﹐她又給了她的手提電話作聯絡方法—對方會就此信你嗎﹖連使用的電話都是手提電話﹐任何人都可以冒充啦。領事放下電話後﹐對我說﹕「沒事﹐那邊的領事館沒有問題﹐你再找他們吧。」我滿心狐疑。
我又來到紐西蘭領事館。那位助理領事非常友善﹐她說她的頂頭老闆在中國讀過中文﹐看過那份文件認得出那個蓋章和那兩行很細小的有關我的香港居留權的小字。「沒問題﹐我們可以給你發過境簽証。」原來並不是那個電話發揮作用。不過﹐「我沒選擇﹐要對你落井下石﹐我們的簽証費用很昂貴﹐要一百美金。」 那位助理領事說。對於我﹐即使再貴都願意付﹐我祇想儘快回家。哎﹐如果我還特有特區護照﹐去紐西蘭是毋需簽証的。
紐西蘭領事館的付款方法一定要現金﹐我因為再沒有多餘的現金﹐助理領事安排倫敦的領事館幫我用信用卡付款。我擔心在紐西蘭過境時有問題﹐助理領事說﹐她會發電郵給關的關員﹐通知他們我的個案﹐我應該不會遇到麻煩。
相比之下﹐中國領事只關心她忘了簽名會給別的領事取笑—她真的這樣對我說的—我是否可以回到香港並非她關心的事。事實上﹐她推薦我乘搭的馬來西亞航空公司﹐要在兩個月後才有座位﹐她見過我多次﹐從沒有再問我是否訂到了位﹐或我有什麼困難。
而我拿著同一份文件去到阿根廷出入境事務處﹐亦是寸步難行﹐他們對於這樣一份文件完全摸不著頭腦﹐那位高傲的男職員堅持我所持的文件沒效﹐要看我的新護照﹐「這不行。你的護照呢﹖」「我丟了﹐所以才來這裡申領證件。」「您補了的護照呢﹖」「這就是我補領的文件﹐中國領事館給我發的。」「你是什麼國籍﹖」「香港。」「香港﹖你是中國人。你是共產中國還是台灣中國﹖」對他這黑白分明的劃分﹐我無言以對。他見每個答案都不是他預料中事﹐於是倖倖然去找他的上司去了﹐我坐在那裡足足乾等了半個鐘頭﹐才見他施施然走回來。
他終於給我發了一張離境書。記得他那我的廢紙文件還給我時﹐上有一道油墨﹐令我痛心不已﹐此紙雖廢﹐但沒有了它﹐我是什麼身份都沒有﹐寸步不可移。
下一步是帶齊所有文件去航空公司買機票及說明情況﹐務求我上機當日及轉機時沒有阻滯。我選的是「智利航空公司」(Lan Chile)﹐經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往紐西蘭的奧克蘭﹐轉搭紐西蘭航空公司直飛香港。和航空公司的職員週旋了很久﹐才找到對口話事的人﹐他們確定我上機沒問題﹐並答應把我的情況通知機場人員。
本來可以起程回家該是滿心歡喜的﹐但起程那日我是誠惶誠恐。櫃位職員一見我的文件﹐馬上皺眉頭﹐她找人出來幫忙﹐解決不了﹐於是拿著我的文件入內找更高級的領導人。我等了好久﹐才見她和上司一齊出來﹐我又再解釋一番﹐那個上司終於同意我上機。我本寄望「智利航空公司」通知了它在機場的職員﹐但顯然它沒有。算了﹐總算可以上機了。
在智利聖地亞哥機場轉機時﹐又是一番擔驚受怕﹐臨上機前有人查證件和飛機票﹐糟了﹐又要解釋一番。檢查我證件的是一個年青人﹐他低頭看了我持的證件一眼﹐說﹕「您好。」「您好。」 「您遺失了證件﹐持有紐西蘭的過境簽証﹐是不是﹖」「您怎麼知道的﹖」 我很詫異。「我們一個星期前就接到電郵通知了。你可以走了。」「真謝謝你們。」 原來「智利航空公司」通知了這裡的職員。人生也有驚喜的。
當飛機抵達奧克蘭機場時﹐是早上四時。我的神經又崩起來﹐唉﹐不知又要折騰多久。我祈求不用經過移民局就可以去到轉機地點。果然如我所願﹐機場有專門通道給過境的旅客。我來到航空公司的轉機櫃位﹐沒有人﹐我按鈴﹐一個男職員走出來﹐看過我的紐西蘭過境簽証﹐竟然一個問題沒問就給我發了登機證。
拿著登機證離開時﹐我的心已經在唱歌。玻璃幕牆外是廣闊的停機坪﹐在飛機翼的後面﹐昇起朝陽﹐金光燦爛﹐。萬水千山﹐我終於可以回家了。
那年讀女性主義
八十年代，女性主義學說開始登入學術殿堂，成為一門供教授的學科，由街頭抗爭至躋身學府成為教學的對象，一方面反映了女性主義戰鬥力的減弱，另一方面卻提供了一個機會給我這樣的人和女性主義拉上一點邊。
那年為九三年，想去外國讀書，在翻查資料時，見到有間英國大學提供「女性主義」課程，課程是跨學科的，結合了社會學、文學、歷史，對這些學科都有興趣，加上課程大綱說是探究女性主義學說，討論女性身份問題，我當時正在感情路上迷惘，對於兩性關係有說不出的滋味，看到這些字，怦然心動。
當時英國僅有兩間大學提供女性研究的課程，我選擇的是南部一間大學﹐離倫敦兩個多小時火車。懷著忐忑的心情，我到了學校。忐忑是因為對女性主義的學說幾乎一無所知，並非甚麼女性主義者，不知同學老師是何方神聖，會否都是臭賣男人的激昂女權分子，我成了她們中間最「不長進」的人? 在宿舍安頓不久，聽到消息，說有個從加拿大來的同學已經到了，想和我見面。心裡有點擔憂，怎麼這樣熱情，女性主義講姐妹情，我可還未有這般胸懷，她見了我這個人不是失望透頂嗎？ 那一年班上全日制的學生只有五個同學，我是唯一一個亞洲人，其餘來自加拿大、希臘及突尼西亞，還有一個英國本土的女孩子。有時我們會和兼讀的英國同學一起上堂，她們的年齡由二十出頭到近五十歲都有。班上是清一色女子，老師亦是女的，來自文學院的最多，也有來自歷史系和社會系的。
那個抵步後即想同我見面的同學來自加拿大，她的確是感到失望，我可能是令她失望的原因之一，但她更大的失望相信是來自課程和老師。教我們的老師大部份都是彬彬有禮、溫文爾雅的，可能都是文學院出身吧，沒有女性主義者的激昂性格，印象中只有一位來自社會系的老師作風悍猛，負責講授藝術和女性的關係，她講話直率有力，說到大學對女性主義這門課不重視，及女講師在校內的地位，她就會讓言語放縱起來。
我這位加拿大同學一樣的戰鬥格，言談間都是男性社會如何如何對女性迫害，堂上講的內容很多都偏重於從文學素材看女性形象的塑造，她覺得不夠火力，於是上了一個學期就歸國去也，連再見也沒說一聲，第二個學期上堂不見她的蹤影，才知她走了。
不要以為班上的同學個個都像她，她似乎是唯一一個同學是豪氣干雲的，那兩位來自希臘和突尼西亞的同學便打扮入時，女人味十足，樣子還蠻標致，說話亦溫溫柔柔的。至於那個讀全日制的英國同學，很少說話，上完堂就一縷煙溜走，說要賺外塊交學費。
當然，既然是上女性研究的堂，來上堂的人多少都有點女性主義意識的。記得有次上導修堂，討論到女性的身體，一位留著長卷髮、身材高挑、面貌娟好的英國同學首先發言，她說以前她是剃腳毛的，但現在不了，男人不剃腳毛，為甚麼女人剃？說得滿座的人都在點頭。每當出現這種景況，我就覺得窘，因為自己從來沒有做過類似「偉大」的決定，覺得她說得有道理，但又不完全有道理。
那一年的時光半通半透的，第一次直視女性身份，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很重的無力感。
那年認識了幾個來自中國、台灣和香港的男性朋友，課餘常聚在一起聊天，來自台灣的朋友最口沒遮攔，動不動就拉扯到女性身體曲線上，令我好不尷尬，自己是座中唯一的女性，想反擊，卻無力，不反擊又覺得對不住眾姐妹，有次香港的朋友看不順眼，點了我的死穴，說：「嘿，你是學女性研究的呀！」
女性身分之外，我還背負一個種族的身份，事關班上只有我一個是亞洲人，而英國人在心底其實是自視很高的民族，那個說不剃腳毛的女子，就似乎不怎麼把我放在眼內，放學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前，她越我而過，招呼也不打一聲，我當時好不氣憤，怎麼讀女性主義的人這樣不講姐妹情？我也明擺著不理她，隔了段日子她竟然主動和我說話，氣才算下了點。
半通半透中，有時會看到曙光。那年我住在閣樓，入門口要低著頭，否則會撞個正著；門口正對著床，和床對角位置的是我至愛的地方，一個木框窗口，足有一個人高，旁邊放了張書檯。窗外是一棵很高很大的樹，對了它年多，都不知它的身份，婆娑的樹影點影著窗口，秋天時樹葉變黃，夾點點紅，秋意濃，有化不開的閑愁。
在這間房我度過了年半的時間，讀了不少有關女性主義的理論和文章，當然，有文章是立論偏頗的，卻不乏具創見和視野的思維，對當時的我是如雷貫頂，直插靈魂，其中有論到普羅小說如何將羅曼蒂克總是塑造成男女間的事，把同性之間可以擦出的火花抹殺，以及我們的歷史書如何總是從男性角度書寫，在汪洋歷史之中只講男性在意的皇朝興衰、戰爭成敗，把女性思維和活動擯棄在外等。
想到女性以至人在社會的身份制約，於是想到自己可以走出捆綁規範，覓到自由的天地，內心竟泛起喜悅，覺得自己開悟一般，禁不住把書拋下，繞著狹小的房間踱起步來。
七八年過去了，半透半明已經換成小透大明了，女性身份的迷思仍有來襲的時候，但清爽自在的肯定，我知道是我的呼喚。那個閣樓，窗內開悟的喜悅，窗外貼上的四季風景，早已掩映在光陰下，遺落在倥傯中，偶然翻開，才驚覺曾有久遠曾有喜悅，亦照見了今日的我。
政變錄像與查韋斯
有關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Hugo Chavez Frisa)的消息近幾年常成為新聞﹐我開始並不在意﹐以為南美政局一向不穩﹐總統被推翻或在選舉中落敗﹐沒有什麼大不了。直至我看了一部由一隊獨立攝制隊無意間拍攝到的2002年委國政變的紀錄片「這個革命不會被播出」(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才有了新的體會。
這部紀錄片是由獨立製片人KIM BARTLEY A和DONNACHA O’BRIAIN拍製﹐在政變發生的那日﹐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一日﹐他們剛好在委內瑞拉總統府﹐拍下了總統查韋斯被政變推翻﹐被迫離開總統府﹐然後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在支持者簇擁下重返總統府的過程。政變來得突然﹐被攝制隊碰上﹐在無人管制下﹐拍下了最真實的片段。
最傳神的地方是紀錄片拍下查韋斯的反對派﹑死對頭如何搶奪電子傳媒﹐只片面播出查韋斯支持者在某個角落發槍的情景﹐而另一邊大批支持者和平示威的情景則避開﹐從而將查韋斯的追隨者渲染為暴徒﹐將查韋斯本人大肆抹黑。其後﹐攝制組訪問了一個因不滿歪曲報導而辭職的電視台負責人﹐他細緻地描述了事情被黑白顛倒的經過﹐更是傳神。
另一幕是反對派先發制人﹐透過搶奪回來的電子傳媒﹐事情未發生已宣佈查韋斯投降﹐當時查韋斯因為沒有傳媒廣播他的訊息﹐支持者在不知情況下﹐以為大勢已去﹐潰不成軍﹐查韋斯最後被迫離開總統府。而他的內閣在收回失地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奪回廣播喉舌﹐宣佈政變失敗。
這部紀錄片讓我明白幾件事情。首先﹐再次證實傳媒﹐尤其是電子傳媒﹐在今日風雲變幻的政經場合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因為它可以被用來講大話﹐控制群眾情緒﹐左右結局。
其次﹐我亦逐漸明白為甚麼查韋斯這樣受爭議。他在1999年以軍人身份上台﹐以為窮人謀福祉作號召﹐積極推行社會政策﹕給住在平民區的人免費醫療和貸款﹐讓他們上識字班﹐又把公家的地分給農民﹐使他們有地可耕﹐有生計可維。他稱他起的是一場為窮人翻身的革命。
這場革命的失利者當然是一直擁有錢財的地主﹑中產階級﹑在位者﹐在電視上可以看到他們對查韋斯恨之入骨﹐說他要搞革命﹐去古巴好了﹐這裡是委內瑞拉﹐他們的國家﹐說的時候真的咬牙切齒﹐聲聲入耳。
原來權力地位受挑戰﹐會產生這樣大的深仇大恨﹐難怪在位者只有一個目標﹕維護已有利益。此所以委國內部反對查委斯的浪潮一浪接一浪。二零零四年反對派就發起全民公投想提早斷送查委斯的總統生涯﹐結果查委斯安然度過危機﹐繼續掌權。
像查韋斯這樣有共產色彩的人物當然不受美國歡迎﹐何況他還處處和美國的死敵古巴總統卡斯特羅結伴﹐惺惺相識。最近﹐美國國務卿賴斯就表示﹐查韋斯是造成拉丁美洲不穩定的人物﹐可見美國政府是如何敵視他。
我無法論斷查韋斯是真正的人民英雄﹐還是不過用人民力量來滿足一己權力慾望的假君子﹐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委內瑞拉是全球第五大石油輸出國﹐煤﹑鐵等礦產豐富﹐資源豐厚﹐但大部份人卻生活在貧窮之中。查韋斯當政給了窮人甜頭﹐獲得國內「無產階級」的支持﹐這是他可以安然渡過2002年的政變和一浪浪反對潮的原因。他起的革命誠豪氣十足﹐但願真的為窮人帶來希望﹐不像中國﹐亦有過為窮人打造革命的豪言﹐最後卻出了個文化大革命﹐斷送了無數人的生命和青春。
保護乳房
July 19th, 2006 — 女事
一個星期前去驗身﹐醫生說我左邊的乳房好像有硬塊﹐要我去照乳房造影和超聲波。我聽了很是不安。
兩日後去一家私家診所﹐結果馬上有……是……
沒事﹗我如釋重負。
如果我真的有乳癌﹐那會是怎樣的光景﹖……
雖然結果馬上知﹐但乳房造影和超聲波檢查的照片和報告則今天才去取。
回家的路上﹐我再次慶幸自己暫時不是乳癌受害者。經過這一事﹐更加醒覺檢查乳房的重要。女性四十歲前一定要做一次乳房造影﹐年紀愈大﹐照的次數就應該更頻密。各位姐姐妹妹謹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