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讀女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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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女性主義學說開始登入學術殿堂,成為一門供教授的學科,由街頭抗爭至躋身學府成為教學的對象,一方面反映了女性主義戰鬥力的減弱,另一方面卻提供了一個機會給我這樣的人和女性主義拉上一點邊。 

那年為九三年,想去外國讀書,在翻查資料時,見到有間英國大學提供「女性主義」課程,課程是跨學科的,結合了社會學、文學、歷史,對這些學科都有興趣,加上課程大綱說是探究女性主義學說,討論女性身份問題,我當時正在感情路上迷惘,對於兩性關係有說不出的滋味,看到這些字,怦然心動。 

當時英國僅有兩間大學提供女性研究的課程,我選擇的是南部一間大學﹐離倫敦兩個多小時火車。懷著忐忑的心情,我到了學校。忐忑是因為對女性主義的學說幾乎一無所知,並非甚麼女性主義者,不知同學老師是何方神聖,會否都是臭賣男人的激昂女權分子,我成了她們中間最「不長進」的人? 在宿舍安頓不久,聽到消息,說有個從加拿大來的同學已經到了,想和我見面。心裡有點擔憂,怎麼這樣熱情,女性主義講姐妹情,我可還未有這般胸懷,她見了我這個人不是失望透頂嗎? 那一年班上全日制的學生只有五個同學,我是唯一一個亞洲人,其餘來自加拿大、希臘及突尼西亞,還有一個英國本土的女孩子。有時我們會和兼讀的英國同學一起上堂,她們的年齡由二十出頭到近五十歲都有。班上是清一色女子,老師亦是女的,來自文學院的最多,也有來自歷史系和社會系的。 

那個抵步後即想同我見面的同學來自加拿大,她的確是感到失望,我可能是令她失望的原因之一,但她更大的失望相信是來自課程和老師。教我們的老師大部份都是彬彬有禮、溫文爾雅的,可能都是文學院出身吧,沒有女性主義者的激昂性格,印象中只有一位來自社會系的老師作風悍猛,負責講授藝術和女性的關係,她講話直率有力,說到大學對女性主義這門課不重視,及女講師在校內的地位,她就會讓言語放縱起來。

我這位加拿大同學一樣的戰鬥格,言談間都是男性社會如何如何對女性迫害,堂上講的內容很多都偏重於從文學素材看女性形象的塑造,她覺得不夠火力,於是上了一個學期就歸國去也,連再見也沒說一聲,第二個學期上堂不見她的蹤影,才知她走了。 

不要以為班上的同學個個都像她,她似乎是唯一一個同學是豪氣干雲的,那兩位來自希臘和突尼西亞的同學便打扮入時,女人味十足,樣子還蠻標致,說話亦溫溫柔柔的。至於那個讀全日制的英國同學,很少說話,上完堂就一縷煙溜走,說要賺外塊交學費。 

當然,既然是上女性研究的堂,來上堂的人多少都有點女性主義意識的。記得有次上導修堂,討論到女性的身體,一位留著長卷髮、身材高挑、面貌娟好的英國同學首先發言,她說以前她是剃腳毛的,但現在不了,男人不剃腳毛,為甚麼女人剃?說得滿座的人都在點頭。每當出現這種景況,我就覺得窘,因為自己從來沒有做過類似「偉大」的決定,覺得她說得有道理,但又不完全有道理。

那一年的時光半通半透的,第一次直視女性身份,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很重的無力感。 

那年認識了幾個來自中國、台灣和香港的男性朋友,課餘常聚在一起聊天,來自台灣的朋友最口沒遮攔,動不動就拉扯到女性身體曲線上,令我好不尷尬,自己是座中唯一的女性,想反擊,卻無力,不反擊又覺得對不住眾姐妹,有次香港的朋友看不順眼,點了我的死穴,說:「嘿,你是學女性研究的呀!」 

女性身分之外,我還背負一個種族的身份,事關班上只有我一個是亞洲人,而英國人在心底其實是自視很高的民族,那個說不剃腳毛的女子,就似乎不怎麼把我放在眼內,放學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前,她越我而過,招呼也不打一聲,我當時好不氣憤,怎麼讀女性主義的人這樣不講姐妹情?我也明擺著不理她,隔了段日子她竟然主動和我說話,氣才算下了點。 

半通半透中,有時會看到曙光。那年我住在閣樓,入門口要低著頭,否則會撞個正著;門口正對著床,和床對角位置的是我至愛的地方,一個木框窗口,足有一個人高,旁邊放了張書檯。窗外是一棵很高很大的樹,對了它年多,都不知它的身份,婆娑的樹影點影著窗口,秋天時樹葉變黃,夾點點紅,秋意濃,有化不開的閑愁。 

在這間房我度過了年半的時間,讀了不少有關女性主義的理論和文章,當然,有文章是立論偏頗的,卻不乏具創見和視野的思維,對當時的我是如雷貫頂,直插靈魂,其中有論到普羅小說如何將羅曼蒂克總是塑造成男女間的事,把同性之間可以擦出的火花抹殺,以及我們的歷史書如何總是從男性角度書寫,在汪洋歷史之中只講男性在意的皇朝興衰、戰爭成敗,把女性思維和活動擯棄在外等。

想到女性以至人在社會的身份制約,於是想到自己可以走出捆綁規範,覓到自由的天地,內心竟泛起喜悅,覺得自己開悟一般,禁不住把書拋下,繞著狹小的房間踱起步來。 

七八年過去了,半透半明已經換成小透大明了,女性身份的迷思仍有來襲的時候,但清爽自在的肯定,我知道是我的呼喚。那個閣樓,窗內開悟的喜悅,窗外貼上的四季風景,早已掩映在光陰下,遺落在倥傯中,偶然翻開,才驚覺曾有久遠曾有喜悅,亦照見了今日的我。

政變錄像與查韋斯

有關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Hugo Chavez Frisa)的消息近幾年常成為新聞﹐我開始並不在意﹐以為南美政局一向不穩﹐總統被推翻或在選舉中落敗﹐沒有什麼大不了。直至我看了一部由一隊獨立攝制隊無意間拍攝到的2002年委國政變的紀錄片「這個革命不會被播出」(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才有了新的體會。

這部紀錄片是由獨立製片人KIM BARTLEY A和DONNACHA O’BRIAIN拍製﹐在政變發生的那日﹐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一日﹐他們剛好在委內瑞拉總統府﹐拍下了總統查韋斯被政變推翻﹐被迫離開總統府﹐然後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在支持者簇擁下重返總統府的過程。政變來得突然﹐被攝制隊碰上﹐在無人管制下﹐拍下了最真實的片段。 

最傳神的地方是紀錄片拍下查韋斯的反對派﹑死對頭如何搶奪電子傳媒﹐只片面播出查韋斯支持者在某個角落發槍的情景﹐而另一邊大批支持者和平示威的情景則避開﹐從而將查韋斯的追隨者渲染為暴徒﹐將查韋斯本人大肆抹黑。其後﹐攝制組訪問了一個因不滿歪曲報導而辭職的電視台負責人﹐他細緻地描述了事情被黑白顛倒的經過﹐更是傳神。

另一幕是反對派先發制人﹐透過搶奪回來的電子傳媒﹐事情未發生已宣佈查韋斯投降﹐當時查韋斯因為沒有傳媒廣播他的訊息﹐支持者在不知情況下﹐以為大勢已去﹐潰不成軍﹐查韋斯最後被迫離開總統府。而他的內閣在收回失地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奪回廣播喉舌﹐宣佈政變失敗。

這部紀錄片讓我明白幾件事情。首先﹐再次證實傳媒﹐尤其是電子傳媒﹐在今日風雲變幻的政經場合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因為它可以被用來講大話﹐控制群眾情緒﹐左右結局。

其次﹐我亦逐漸明白為甚麼查韋斯這樣受爭議。他在1999年以軍人身份上台﹐以為窮人謀福祉作號召﹐積極推行社會政策﹕給住在平民區的人免費醫療和貸款﹐讓他們上識字班﹐又把公家的地分給農民﹐使他們有地可耕﹐有生計可維。他稱他起的是一場為窮人翻身的革命。

這場革命的失利者當然是一直擁有錢財的地主﹑中產階級﹑在位者﹐在電視上可以看到他們對查韋斯恨之入骨﹐說他要搞革命﹐去古巴好了﹐這裡是委內瑞拉﹐他們的國家﹐說的時候真的咬牙切齒﹐聲聲入耳。

原來權力地位受挑戰﹐會產生這樣大的深仇大恨﹐難怪在位者只有一個目標﹕維護已有利益。此所以委國內部反對查委斯的浪潮一浪接一浪。二零零四年反對派就發起全民公投想提早斷送查委斯的總統生涯﹐結果查委斯安然度過危機﹐繼續掌權。

像查韋斯這樣有共產色彩的人物當然不受美國歡迎﹐何況他還處處和美國的死敵古巴總統卡斯特羅結伴﹐惺惺相識。最近﹐美國國務卿賴斯就表示﹐查韋斯是造成拉丁美洲不穩定的人物﹐可見美國政府是如何敵視他。

我無法論斷查韋斯是真正的人民英雄﹐還是不過用人民力量來滿足一己權力慾望的假君子﹐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委內瑞拉是全球第五大石油輸出國﹐煤﹑鐵等礦產豐富﹐資源豐厚﹐但大部份人卻生活在貧窮之中。查韋斯當政給了窮人甜頭﹐獲得國內「無產階級」的支持﹐這是他可以安然渡過2002年的政變和一浪浪反對潮的原因。他起的革命誠豪氣十足﹐但願真的為窮人帶來希望﹐不像中國﹐亦有過為窮人打造革命的豪言﹐最後卻出了個文化大革命﹐斷送了無數人的生命和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