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July 2006 ↓

那年讀女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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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女性主義學說開始登入學術殿堂,成為一門供教授的學科,由街頭抗爭至躋身學府成為教學的對象,一方面反映了女性主義戰鬥力的減弱,另一方面卻提供了一個機會給我這樣的人和女性主義拉上一點邊。 

那年為九三年,想去外國讀書,在翻查資料時,見到有間英國大學提供「女性主義」課程,課程是跨學科的,結合了社會學、文學、歷史,對這些學科都有興趣,加上課程大綱說是探究女性主義學說,討論女性身份問題,我當時正在感情路上迷惘,對於兩性關係有說不出的滋味,看到這些字,怦然心動。 

當時英國僅有兩間大學提供女性研究的課程,我選擇的是南部一間大學﹐離倫敦兩個多小時火車。懷著忐忑的心情,我到了學校。忐忑是因為對女性主義的學說幾乎一無所知,並非甚麼女性主義者,不知同學老師是何方神聖,會否都是臭賣男人的激昂女權分子,我成了她們中間最「不長進」的人? 在宿舍安頓不久,聽到消息,說有個從加拿大來的同學已經到了,想和我見面。心裡有點擔憂,怎麼這樣熱情,女性主義講姐妹情,我可還未有這般胸懷,她見了我這個人不是失望透頂嗎? 那一年班上全日制的學生只有五個同學,我是唯一一個亞洲人,其餘來自加拿大、希臘及突尼西亞,還有一個英國本土的女孩子。有時我們會和兼讀的英國同學一起上堂,她們的年齡由二十出頭到近五十歲都有。班上是清一色女子,老師亦是女的,來自文學院的最多,也有來自歷史系和社會系的。 

那個抵步後即想同我見面的同學來自加拿大,她的確是感到失望,我可能是令她失望的原因之一,但她更大的失望相信是來自課程和老師。教我們的老師大部份都是彬彬有禮、溫文爾雅的,可能都是文學院出身吧,沒有女性主義者的激昂性格,印象中只有一位來自社會系的老師作風悍猛,負責講授藝術和女性的關係,她講話直率有力,說到大學對女性主義這門課不重視,及女講師在校內的地位,她就會讓言語放縱起來。

我這位加拿大同學一樣的戰鬥格,言談間都是男性社會如何如何對女性迫害,堂上講的內容很多都偏重於從文學素材看女性形象的塑造,她覺得不夠火力,於是上了一個學期就歸國去也,連再見也沒說一聲,第二個學期上堂不見她的蹤影,才知她走了。 

不要以為班上的同學個個都像她,她似乎是唯一一個同學是豪氣干雲的,那兩位來自希臘和突尼西亞的同學便打扮入時,女人味十足,樣子還蠻標致,說話亦溫溫柔柔的。至於那個讀全日制的英國同學,很少說話,上完堂就一縷煙溜走,說要賺外塊交學費。 

當然,既然是上女性研究的堂,來上堂的人多少都有點女性主義意識的。記得有次上導修堂,討論到女性的身體,一位留著長卷髮、身材高挑、面貌娟好的英國同學首先發言,她說以前她是剃腳毛的,但現在不了,男人不剃腳毛,為甚麼女人剃?說得滿座的人都在點頭。每當出現這種景況,我就覺得窘,因為自己從來沒有做過類似「偉大」的決定,覺得她說得有道理,但又不完全有道理。

那一年的時光半通半透的,第一次直視女性身份,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很重的無力感。 

那年認識了幾個來自中國、台灣和香港的男性朋友,課餘常聚在一起聊天,來自台灣的朋友最口沒遮攔,動不動就拉扯到女性身體曲線上,令我好不尷尬,自己是座中唯一的女性,想反擊,卻無力,不反擊又覺得對不住眾姐妹,有次香港的朋友看不順眼,點了我的死穴,說:「嘿,你是學女性研究的呀!」 

女性身分之外,我還背負一個種族的身份,事關班上只有我一個是亞洲人,而英國人在心底其實是自視很高的民族,那個說不剃腳毛的女子,就似乎不怎麼把我放在眼內,放學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前,她越我而過,招呼也不打一聲,我當時好不氣憤,怎麼讀女性主義的人這樣不講姐妹情?我也明擺著不理她,隔了段日子她竟然主動和我說話,氣才算下了點。 

半通半透中,有時會看到曙光。那年我住在閣樓,入門口要低著頭,否則會撞個正著;門口正對著床,和床對角位置的是我至愛的地方,一個木框窗口,足有一個人高,旁邊放了張書檯。窗外是一棵很高很大的樹,對了它年多,都不知它的身份,婆娑的樹影點影著窗口,秋天時樹葉變黃,夾點點紅,秋意濃,有化不開的閑愁。 

在這間房我度過了年半的時間,讀了不少有關女性主義的理論和文章,當然,有文章是立論偏頗的,卻不乏具創見和視野的思維,對當時的我是如雷貫頂,直插靈魂,其中有論到普羅小說如何將羅曼蒂克總是塑造成男女間的事,把同性之間可以擦出的火花抹殺,以及我們的歷史書如何總是從男性角度書寫,在汪洋歷史之中只講男性在意的皇朝興衰、戰爭成敗,把女性思維和活動擯棄在外等。

想到女性以至人在社會的身份制約,於是想到自己可以走出捆綁規範,覓到自由的天地,內心竟泛起喜悅,覺得自己開悟一般,禁不住把書拋下,繞著狹小的房間踱起步來。 

七八年過去了,半透半明已經換成小透大明了,女性身份的迷思仍有來襲的時候,但清爽自在的肯定,我知道是我的呼喚。那個閣樓,窗內開悟的喜悅,窗外貼上的四季風景,早已掩映在光陰下,遺落在倥傯中,偶然翻開,才驚覺曾有久遠曾有喜悅,亦照見了今日的我。

政變錄像與查韋斯

有關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Hugo Chavez Frisa)的消息近幾年常成為新聞﹐我開始並不在意﹐以為南美政局一向不穩﹐總統被推翻或在選舉中落敗﹐沒有什麼大不了。直至我看了一部由一隊獨立攝制隊無意間拍攝到的2002年委國政變的紀錄片「這個革命不會被播出」(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才有了新的體會。

這部紀錄片是由獨立製片人KIM BARTLEY A和DONNACHA O’BRIAIN拍製﹐在政變發生的那日﹐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一日﹐他們剛好在委內瑞拉總統府﹐拍下了總統查韋斯被政變推翻﹐被迫離開總統府﹐然後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在支持者簇擁下重返總統府的過程。政變來得突然﹐被攝制隊碰上﹐在無人管制下﹐拍下了最真實的片段。 

最傳神的地方是紀錄片拍下查韋斯的反對派﹑死對頭如何搶奪電子傳媒﹐只片面播出查韋斯支持者在某個角落發槍的情景﹐而另一邊大批支持者和平示威的情景則避開﹐從而將查韋斯的追隨者渲染為暴徒﹐將查韋斯本人大肆抹黑。其後﹐攝制組訪問了一個因不滿歪曲報導而辭職的電視台負責人﹐他細緻地描述了事情被黑白顛倒的經過﹐更是傳神。

另一幕是反對派先發制人﹐透過搶奪回來的電子傳媒﹐事情未發生已宣佈查韋斯投降﹐當時查韋斯因為沒有傳媒廣播他的訊息﹐支持者在不知情況下﹐以為大勢已去﹐潰不成軍﹐查韋斯最後被迫離開總統府。而他的內閣在收回失地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奪回廣播喉舌﹐宣佈政變失敗。

這部紀錄片讓我明白幾件事情。首先﹐再次證實傳媒﹐尤其是電子傳媒﹐在今日風雲變幻的政經場合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因為它可以被用來講大話﹐控制群眾情緒﹐左右結局。

其次﹐我亦逐漸明白為甚麼查韋斯這樣受爭議。他在1999年以軍人身份上台﹐以為窮人謀福祉作號召﹐積極推行社會政策﹕給住在平民區的人免費醫療和貸款﹐讓他們上識字班﹐又把公家的地分給農民﹐使他們有地可耕﹐有生計可維。他稱他起的是一場為窮人翻身的革命。

這場革命的失利者當然是一直擁有錢財的地主﹑中產階級﹑在位者﹐在電視上可以看到他們對查韋斯恨之入骨﹐說他要搞革命﹐去古巴好了﹐這裡是委內瑞拉﹐他們的國家﹐說的時候真的咬牙切齒﹐聲聲入耳。

原來權力地位受挑戰﹐會產生這樣大的深仇大恨﹐難怪在位者只有一個目標﹕維護已有利益。此所以委國內部反對查委斯的浪潮一浪接一浪。二零零四年反對派就發起全民公投想提早斷送查委斯的總統生涯﹐結果查委斯安然度過危機﹐繼續掌權。

像查韋斯這樣有共產色彩的人物當然不受美國歡迎﹐何況他還處處和美國的死敵古巴總統卡斯特羅結伴﹐惺惺相識。最近﹐美國國務卿賴斯就表示﹐查韋斯是造成拉丁美洲不穩定的人物﹐可見美國政府是如何敵視他。

我無法論斷查韋斯是真正的人民英雄﹐還是不過用人民力量來滿足一己權力慾望的假君子﹐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委內瑞拉是全球第五大石油輸出國﹐煤﹑鐵等礦產豐富﹐資源豐厚﹐但大部份人卻生活在貧窮之中。查韋斯當政給了窮人甜頭﹐獲得國內「無產階級」的支持﹐這是他可以安然渡過2002年的政變和一浪浪反對潮的原因。他起的革命誠豪氣十足﹐但願真的為窮人帶來希望﹐不像中國﹐亦有過為窮人打造革命的豪言﹐最後卻出了個文化大革命﹐斷送了無數人的生命和青春。

保護乳房

一個星期前去驗身﹐醫生說我左邊的乳房好像有硬塊﹐要我去照乳房造影和超聲波。我聽了很是不安。

兩日後去一家私家診所﹐結果馬上有……是……

沒事﹗我如釋重負。

如果我真的有乳癌﹐那會是怎樣的光景﹖……

雖然結果馬上知﹐但乳房造影和超聲波檢查的照片和報告則今天才去取。

回家的路上﹐我再次慶幸自己暫時不是乳癌受害者。經過這一事﹐更加醒覺檢查乳房的重要。女性四十歲前一定要做一次乳房造影﹐年紀愈大﹐照的次數就應該更頻密。各位姐姐妹妹謹記﹗

探戈﹐垂垂老矣 -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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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根廷首都布誼諾斯艾利斯的每個角落﹐幾乎都可輕易重拾這個國家有過的輝煌。像Avenida De 9 De Julio(七月九日大道) 這條古老大道﹐有六七條車道之多﹐每條車道寬闊﹐可容三四輛車並排行駛﹐一派道中有道的架勢。行人過馬路﹐總要和交通燈比速度﹐往往走到一半﹐交通燈已轉換顏色﹐非要在中途停駐一兩次不可。大熱天時﹐在馬路中間這樣站一陣子﹐那汗的記憶揮之不去。布誼諾斯艾利斯的地鐵有近百年歷史﹐有ABCDE五條路線﹐我最愛坐A線–可能是全世界現存最古老的地鐵線﹐車廂清一色是赫色的木﹐座椅是木﹐門也是木﹐地板更是木﹔車廂以燈泡作照明系統﹐昏昏黃黃﹔月臺﹐一樣的燈泡和昏黃﹐隱約照出牆上掛著的舊時海報。在木柱子上﹐掛著鐵製的古老電話﹐用過去裝飾現在﹐靜靜存在。
 
一百年前或更早前的布誼諾斯艾利斯一定是車水馬龍﹐光華四射。

時間是一面鏡子﹐反映過去﹐亦映照現在。近百年過去﹐沒有更新﹐沒有保養﹐剩下的只有殘舊﹑蕭條。A線上的列車﹐到站了﹐要人手開門﹐車還在動﹐你已經可以拉開車門﹔列車行駛時﹐車門並非緊閉﹐門縫足有一個拳頭闊﹐而且突突突突﹐澎澎澎澎﹐發出隆隆巨響﹐震耳欲聾。沒有空調﹐沒有風扇﹐只有熱空氣由黑沉沉的隧道透過半開的窗戶﹐迎面衝過來﹐三十五度的高溫﹐乘客木然坐著﹐默不作聲。

雖然有大街大道﹐但走在街上﹐處處是陷阱。一塊地磚無緣無故消失﹐留下一個大洞﹔踩踏而過﹐突然背後發出硬物落地的聲音﹐回頭﹐原來是本來破裂的地磚經踩踏﹐碎片飛脫落地﹐飛出的碎片比兩個手掌合在一起還大﹔又或者﹐道中央路面突然高起﹐腳提得不夠高﹐結果腳趾碰地﹐幾乎栽倒﹐慶幸沒有車在就近﹐否則肯定已釀意外。我初抵布誼諾斯艾利斯﹐幾乎每天出街都因為路面問題要摔一跤。

探戈和布誼諾斯艾利斯息息相關﹐當年誕生於妓院﹐為社會低層人士用來表達他們無根荒涼生活的音樂和舞蹈﹐在二十世紀初開始吸引巴黎上層社會的注意﹐從此慢慢揚威世界舞台。但時至今日﹐探戈在它的發源地﹐垂垂老矣。去年十二月為紀念阿根廷最有名的探戈歌者Carlos Gardel﹐布誼諾斯艾利斯舉辦了一個探戈節﹐安排了很多免費的室內室外表演。我去看了兩場﹐其中一場在國會大廈內舉行。

表演前半小時﹐門外已排了長龍。我走近一看﹐不禁愕然和有點不自在﹐怎麼全是年過半百的老人臉龐﹖探戈在這個城市是老人和遊客才看的表演嗎﹖我心境太老了嗎﹖

老人都是夫妻二人結伴而來﹐女的濃妝而來﹐頭上簪紅花﹐梳髮髻﹐紗巾圍肩﹐男的西裝筆挺﹐穿上刷得閃亮的皮鞋。他們互相攙扶﹐或獨自傍著欄杆﹐慢慢拾級而上。我走在他們當中﹐仿如一齊趕赴一個舊時代的探戈舞會。

而那場表演呀﹐叫人心醉。臺上的主角是六七十歲的老人﹐拉一手bandoneon—探戈的手風琴﹐旁邊有兩人伴拉﹐琴音低迴抑揚﹐配合大提琴﹑小提琴和鋼琴﹐蕩氣迴腸﹐奏出一曲探戈的絕韻。然後一個上了年紀的歌手步到臺前﹐唱起失落的愛情﹐傷逝的過去﹐痛不欲生﹐此刻歌聲響徹雲霄﹐下一刻如泣如訴﹐猶如看一場悽楚的歌劇﹐探戈原來是一場西洋歌劇。

當晚坐無虛席﹐不少老人沒座位﹐站著聽足全場。他們眼神迷醉﹐相忘於往日的繁華風光﹐屬於城市的﹐亦屬於自己的。我旁邊是一個坐輪椅的老人﹐由兒子推著來。在表演未開始前﹐他垂著頭﹐無精打采﹐之後竟似換了另一個人﹐神采飛揚﹐和台下人一齊歡呼拍掌叫Bravo﹐仿彿在舊時的風光中找回了自己。

集體懷緬﹐歷史在此停留﹐沒有延續。

有日走過市中心﹐一群老人在一座堂皇的曾為某大銀行總行的殖民建築前示威﹐他們用鐵器敲打大門﹐錘聲振天﹐標語寫著﹕狗賊﹐還我錢財。銀行在三年前的金融風暴中把他們的錢﹐還有這個國家很多人的錢全吞了﹐尤其苦了這個國家的老人﹐因為他們從此連養老金都沒有。

老人的眼神迷茫。相忘於往日的繁華風光﹐屬於城市的﹐亦屬於自己的。

一片可口葉看出一個世界

我在秘魯出現高山反應﹐當地人介紹我飲可口葉茶﹐說可以解高山症﹐於是我在餐廳點了來喝。那一塊塊的綠葉浮在杯裡﹐和普通的葉子沒有大不同﹐喝下去卻有不一樣的清澈甘醇感覺﹐似是經過高山流水的洗滌。可口葉茶沒有解我的頭疼﹐卻令我真的感覺良好。

從此我愛上可口葉茶﹐不僅是上餐廳必飲之物﹐並且在秘魯和玻利維亞的超級市場意外地找到可口葉茶包﹐買了幾大包回旅館沖來喝。

但原來這些有益提神的可口葉茶包﹐我只能在秘魯和玻利維亞兩個盛產可口葉的國家買到﹐我亦不可以把它們帶出國﹐因為在美國和聯合國的嚴厲入口管制下﹐大部分國家都禁止可口葉製品入口。

當然﹐可口葉製品受禁制是因為它是生產毒品可卡因的原料﹐但好端端的可口葉茶包﹐又不是可卡因﹐為甚麼要禁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後來我參觀了在玻利維亞首都的可口葉博物館﹐再慢慢發掘﹐開始從一片葉看出了一整個世界的政治和文化。

現時人們想起可口葉﹐就想起可卡因﹐其實對可口葉和世世代代使用可口葉﹑住在南美安第斯山區的印加人很不公平。1859年德國科學家Albert Niemann透過化學程序把可口葉的生物鹼分解出來﹐成為可卡因﹐毒品可卡因才告面世。但在此之前很久﹐安第斯山區的印加人就已經使用可口葉﹐可口葉為其文化和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安第斯山區的人自古吃可口葉﹐把可口葉混合口水﹐含在嘴裡嚼﹐這傳統至少已沿襲4500年﹐可以幫助他們在高山的艱苦環境下從事苦力勞動﹐抵禦飢餓和疲勞。根據印加人的傳說﹐大地之母Pacha Mama把可口葉賜給安第斯山區的人民﹐讓他們在被西班牙入侵者奴役的時候可承受悲傷﹑飢餓和痛苦。

由於可口葉本身營養豐富﹐亦為生活在高山氣候的印加人提供了均衡飲食。研究顯示﹐100克的玻利維亞可口葉含有每日身體需要攝取的鈣﹑鐵﹑磷和維他命A﹑B2和E。可口葉含有的維他命A比任何水果都多﹐鈣含量更是牛奶的兩倍。

除實際功效﹐可口葉亦是印加人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婦女分娩﹑孩子誕生﹑婚禮或葬禮﹐都會用到可口葉﹐敬神儀式中印加人更會把可口葉當為供奉物﹐視之為人神間的靈介。

今時今日﹐可口葉仍然是印加人生活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我去秘魯和玻利維亞的市場﹐發現可口葉隨處可買到﹔在玻利維亞的Sucre市﹐午後的街道坐滿了挨在牆邊休息的滿臉風霜的勞工﹐他們每個人的嘴都在動﹐咀嚼著可口葉﹐有的在腳邊放了一塊布﹐上面攤放著一堆可口葉。

可卡因在十九世紀中期的出現﹐令可口葉從此交上厄運。西方國家的人沉迷於可卡因﹐需求逐年劇增﹐可卡因毒品市場迅速擴展﹐美國把這個問題歸咎於南美國家的可口葉種植﹐於是向當地政府施加壓力﹐必要把眾多可口葉農地摧毀不可﹐令當地很多農人頓失生計。而且一刀切禁止可口葉製品進口﹐令健康用途的可口葉生產﹐例如可口葉茶包和能量飲品﹐都無法發展起來。秘魯市面去年有兩隻用可口葉製成的能量飲品Kdrink和Vortex面世﹐都因為是可口葉製品﹐遇到出口問題。

結果是﹐秘魯和玻利維亞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空間進一步縮小。在玻利維亞﹐近年社會運動的先鋒者要數可口葉農民﹐他們的生計因為美國政府的政策和本國政府對美國政府的順從﹐慘受影響﹐所以反政府和反美最厲害。

本是一個地區人民的傳統文化和生活的一部份﹐卻因為西方人發現了可卡因﹐進而對之如癡如醉﹐連種植的權利都被剝奪﹐甚至連發展合法用途的產業也受阻﹐當地人能不憤怒嗎﹖

不過﹐偏偏有一間大公司擁有特權﹐其飲料用可口葉製造﹐卻能風行全世界﹐對了﹐就是我們十分熟悉的可口可樂。

你可知道可口可樂為甚麼叫可口可樂嗎﹖你大概不會想到它當初的成份包括了可卡因吧﹖可口可樂由誕生(1800年代) 至1929年﹐飲料內一直含有不同程度的可卡因﹐所以﹐可口可樂在初時被宣傳為「補腦的珍貴補品﹐可醫治所有神經毛病」﹐和今時今日被視為肥仔水的形象不可同日而語。

後來因為當時社會對可卡因大加鞭撻﹐可口可樂公司才把可卡因成份從飲品中剔除。在去除可卡因後﹐不要以為可口可樂便和可口葉絕緣﹐它現時其實每年都從南美洲輸入大量可口葉﹐用作飲料的味道。2002年12月玻利維亞的社會保障助理國務卿 Ernesto Justiniano就親自表示﹐他的辦公室批准了出口159公噸可口葉前往美國﹐以為生產可口可樂之用。在今年一月﹐秘魯的禁毒機構National Commission for Development and Life Without Drugs發表了十點聲明﹐以澄清它在可口葉方面的立場﹐其中亦提到「可口可樂公司每年向秘魯購入115公噸可口葉﹐向玻利維亞購入105公噸可口葉﹐用以每日生產五億瓶汽水。」

不過﹐可口可樂公司對此忌諱極深﹐其代表在2002年接受墨西哥日報“El Universal” 訪問時就堅稱﹕「可口可樂公司不買可口葉。」

可口可樂公司為什麼要否認呢﹖因為如果不否認﹐給拉上和可口葉有關係﹐則外間會質問﹕憑甚麼只有可口可樂公司可以在全球售賣可口葉飲品﹐但那邊廂﹐其政府美國卻阻止其他可口葉產品入口﹐以及堅持要摧毀當地大片可口葉農地。這樣的道理能說得通嗎﹖

至於我個人﹐因為太喜歡可口葉茶包﹐本想偷偷由玻利維亞帶出境﹐但最後懾於可能要在美國過境﹐怕引起麻煩﹐決定放棄。一種健康的飲品不可以攜帶﹐偏偏肥仔水的可口可樂卻通行無阻﹐世間的不平和混帳事可真多。

一個美國女人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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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思艾利斯認識她。我們在同一間語言學校就讀﹐彼此最談得攏 , 慢慢成了好朋友。她是美國人﹐看上去三十出頭﹐但近看﹐眼角稠密的皺紋透露了她風霜的歲月。她在日本和德國生活過多年﹐以教授英文維生﹐兩年前回到美國進修﹐讀宗教學﹐在學時認識了來自阿根廷的現男友。本希望男友在美國找到工作﹐一起在美國生活。奈何男友在美國找了一年工作﹐都沒結果﹐只好回到阿根廷。於是她亦跟了他來到阿根廷。

在阿根廷找工作亦不容易﹐ 2004 年的失業率估計為 15% ﹐還好﹐她的男人回國後不久﹐即在一間小型公司謀到一份職﹐工作雖然沉悶﹐但掙來的錢總算夠生活。他們租了一個地方住﹐我去探望過他們﹐約三百平方呎﹐有一個大廳和廚房﹐沒有睡房﹐廳的後半部放了一個大木架﹐木架後便成了睡房﹐廳中的主要傢私是一張擺了手提電腦的桌子﹐旁邊圍了兩張可折疊椅子﹐對面牆擺了一張放電視的木几﹐「電視壞了﹐我們亦懶得理﹐反正這個地方是租的。」 她說。

她來到阿根廷﹐全職投入做的事便是在語言學校學西班牙文。每日早上便去上堂﹐下午回家休息讀書﹐男友是意大利移民﹐熱愛烹飪﹐做牛排和意大利粉特美味﹐放工回家﹐多累都會入廚做飯。「我不懂做飯﹐飯都是他做的。」週六週日她就和他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吃吃聊聊﹐或到處走走。

在決定來阿根廷之前﹐她曾想過回到日本教書﹐但她選了來阿根廷﹐因為她愛這個男人和新的生活 - 我見過她的男人﹐很高大﹐頭髮曲卷﹐近前額的位置有點稀疏﹐不帥﹐但人似挺老實的。她對於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遇到的新鮮事感到很雀躍﹐例如她去參加男友家人朋友的燒烤聚會﹐「他們吃的肉份量驚人﹐可以一次過把一隻牛那麼多的肉吃掉。」她說。地方不同﹐生活習俗亦不同﹐「我拿衣服去店鋪乾洗﹐說是三日可以回來拿﹐每次去都說未準備好﹐結果一個星期才可以把衣服拿回來。那可慘啦﹐令到我不夠衣服替換。」「這裡的巴士路線混亂﹐不是當地人很難使用﹐而且往往要在巴士站乾等。」 即使是苦事﹐因為新鮮﹐亦變得無所謂了。

為了賺點錢﹐她申請在當地英文學校教書﹐一個鐘頭賺六美金﹐人工很低﹐還因為學校離住的地方遠﹐非要轉兩回車不可﹐而且教學材料還要自己掏錢準備﹐「這裡的僱主不懂尊重員工。」她和學校議論﹐最後學校答應津貼她的車費。

他們在阿根廷生活了半年後﹐男人決定再度離鄉別井﹐因為他為了去美國讀書﹐向銀行和家人借下債﹐但他在阿根廷賺的人工根本不夠他還債。在這個國家﹐沒有人不想離開的﹐他對我說。他說阿根廷沒有希望﹐這裡貪污﹐政治腐敗﹐整個國家上下一心謀私利……他決定去倫敦找工作做 - 去倫敦是因為他讀金融﹐有較大機會找到工作。

未離開前﹐他已不斷發信求職﹐但沒有任何回音﹐他立下主意﹐放下一切去倫敦試試。他離開了阿根廷﹐同月她亦離開了阿根廷回到美國等消息。她來信說﹐一旦他安定下來﹐她會去倫敦﹐但因為她是外國人將會很難在當地找到工作﹐除非有日他在當地定居而他們結為夫婦﹐但對於結婚﹐她還未準備好。

想念他﹐恨不得早點過去。很多事不去想了。她說。

他到了倫敦個半月後﹐找到了一份臨時工。她飛了過去和他會合。她來信說﹐倫敦正值夏天﹐天氣比她想像中好﹐她現時沒什麼錢﹐兩個人的未來亦不知如何﹐但他們都活得很開心﹐她享受逛倫敦的免費博物館﹐公園﹐街道……「我真的過得很開心。」

在她到倫敦後的兩個月﹐就發生了倫敦恐怖襲擊。「那天我的男人遲了上班﹐所以沒事﹐至於我﹐因為無業﹐不用搭車上班﹐總算避過一場災劫。無業也是福。」

秘魯的一飲料一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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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魯有一飲料一食物最得我心。先說飲料。

可口可樂橫掃全球﹐即使在最窮的地方亦有機會喝到。猶記幾年前去到全球最窮的國家之一尼日爾﹐在首都 Niamey 走累了﹐路邊有間用木搭起的簡陋小商店﹐賣的就有玻璃樽裝可口可樂。我買了一支解渴﹐當時想﹕多奇﹐在人生這一刻竟然來到非洲這個窮角落﹐陽光下 , 喝著可口可樂。

時光荏苒﹐身處秘魯北部城市 Trujillo 的一間咖啡館﹐喝著 Inka Kola ﹐有說不出的感覺﹐多年前喝口樂的一幕又回到腦際。眼前這樽清黃色的飲料﹐同樣叫可樂﹐但此可樂可不是彼可樂﹐它是秘魯人引以為榮的全國飲料﹐風行全國﹐唯秘魯獨有。

初看這飲料的顏色﹐黃澄澄的﹐太「化學」了吧﹐飲下卻是滿心歡喜﹐因為它有蘇打水的甜味﹐小時候在廣州常飲一種叫「沙士」 的汽水﹐就是這種味道﹐不過﹐「沙士」是黑色﹐ Inka Kola 卻是鮮黃色 — 其實「沙士」是不是這種味道﹐我已經不太肯定﹐但童年的烙印拼湊著顏色和味道﹐那回憶是自自然然的。

我喜歡 Inka Kola 還有一個主觀人為因素﹕它可以擊敗可口可樂﹐成為這個地方的冠軍飲品﹗我對它的歡喜添了一層。 Inka Kola 在一九三九五年由當時住在秘魯首都利馬的一個英國移民家族發明﹐自此在當地落地生根﹐成為深受全國上下歡迎的飲料﹐連全球的霸王飲料可口可樂亦被比下去。

我每次在秘魯去餐廳都點 Inka Kola ﹐因為我知道出了秘魯﹐就很難再飲到。人生很多東西都是只此一次﹐過去了就追不回來。的確﹐此後我只在鄰國玻利維亞的商店和 Inka Kola 有過唯一一次打照面的機會。

但我的主觀歡喜很快就消失﹐因為我後來聽說﹐ Inka Kola 已經在一九九九年被可口可樂收購﹐現時的 Inka Kola 是由可口可樂公司和發明 Inka Kola 的家族公司組成的聯合公司擁有。我有點失望﹐當今之世﹐環球大企業似乎無堅不摧﹐無利不割。

魚生

到過秘魯才知道吃魚生並非日本獨有﹐秘魯的魚生絕對是當地的名菜及家常菜﹐不過﹐做法和吃法和日本的完全不同。這道名菜叫 Cebiche, 傳統的做法是用檸檬加鹽﹑辣椒和蒜將魚生腌泡﹐檸檬的作用最大﹐既用來結合鹽的力量來阻止微生物的滋生﹐亦令魚組織鬆軟﹐容易進食。這種食物在沿海地區特別有名﹐有專門餐廳炮製這類食物。我在北部沿海城市 Trujillo 就在當地人引薦下去到一間專吃 Cebiche 的餐廳 (Cebicheria) 。

那裡有十幾種魚生供選擇﹐如果不喜歡魚﹐可揀選其他海鮮﹐例如龍蝦﹑大蝦﹑魷魚。無論是魚還是其他海鮮﹐都炮製得很夠辣。我選了吃魚﹐菜到了﹐但見魚片盛在滿是佐料的湯中﹐還有一支玉米棒助吃﹐魚的質感又滑又爽﹐味道酸辣﹐吃完之後﹐滿頭大汗﹐感覺極似剛吃完一碗頂呱呱的魚生酸辣粉。

陪我一起吃 Cebiche 的是一對來自首都利馬的情侶﹐十分好客開朗﹐路上萍水相逢﹐由他們帶我來這間餐廳吃的。記得那個女的永遠在笑﹐說小小說話﹐就可以把她逗得樂半天﹐還未遇到過比她更開心的人。想起秘魯的 Cebiche ﹐總會想起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