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個人遇上歷史

她的兒子在六月四日,為支援廣場的大學生,出去了,結果一去不返。

二十年過去,丁子霖說,她活得很累很忙。忙於聯係其他難屬,忙於轉捐款幫助難屬,忙於寫書和文章,接受訪問,把六四難屬的要求讓政府和世界知道。

其實她的忙她的累,何嘗不是一種追求解脫的方法?得以暫時忘記失去兒子的傷痛?年紀越大,失去兒子的“傷痛越深”,丁說。最深的痛,又豈是時間可以洗刷掉的?

當初丁子霖能把難屬家庭聯係起來,丁說,這其實是緣於偶然。有人在一個六四死難者的墓前留下紙條,來掃墓的母親看到了,因此和這位在六四失去丈夫的遺孀聯係上,而這位掃墓的母親又恰巧和丁子霖碰上,慢慢地,這個難屬家庭的網絡開始發展起來。我們這些人走在一起,是“血淚”把我們聯係起來的,丁說,我們在相同命運的人身上找到活下去的力量。

而丁子霖又因爲個人的遭遇,決定幫助遺屬的遺孤,尤其是女孩子,上大學。她在十五嵗的時候,家庭一貧如洗,父親要他到工廠縫洋娃娃,她不服從,最後父親讓她在政府的免費學校讀書,完成初中,之後又凴一個月三十元不夠的生活津貼,完成大學,最後成爲人民大學的教授。人生有些階段,可以令你向東,或向西走,兩個方向就是兩個命運,如果我當時聼我爸爸的話去縫洋娃娃,我之後就只會是個工廠女工,丁說。

是這種生命經歷,在六四傷痛出現後,個人命運搭上歷史的綫索,她去探訪遺屬家庭,看到那些小女孩好學聰明,決定幫助她們,發起了專項基金,資助她們上大學。

二十年前的一日突然失去愛兒,失去生命的重心,以爲活不下去,但她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她還領悟到,人不能靠恩賜。人要用行動去爭取,改變現行的制度。

二十年的風霜和痛苦,刻在她臉上。痛還會更深,但丁子霖這二十年活得多實在。個人和歷史的命運完全交織在這二十年,她一針一綫地串連起來,對自己有交待,對死去的愛兒有交待,對歷史更是有個交待。

丁子霖接受香港電臺節目頭條新聞的足本訪問。值得看。

安靜地美麗,安靜地堅強

上星期五是昂山素姬的64嵗生日。在此,獻上祝福,希望她儘快獲得自由。過去19年的歲月,她有13年時間遭軟禁和監禁,但仍然以不屈的意志,捍衛她為族人爭取自由和民主的理想。這是年月和行動所見證的道德力量。其利無比。現世罕有。

昂山素姬本可以選擇在英國和丈夫過安逸的生活,但她選擇離開家人,囘到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族人一同承擔歷史的重擔。最後連丈夫辭世,她都不能見最後一面。

而她有的一張素臉,髮上插一朵花,一身民族服裝,安靜地美麗,安靜地堅強。

很期待再見她的面容。那時的她,該已鬢有霜了吧?

一百年前的理想

我還是第一次聼這個人的名字王助。他被稱爲波音之父。1893年生於北平,即今日的北京,1965年死於臺灣的台南。

他之所以有波音之父之名,是因爲他是波音公司第一位總工程師。而他之所以能有這樣的成就,是因爲他在當時十分守舊的時代環境下,選擇去到MIT,美國的高等學府麻省理工,修讀航空學。他在1916年獲得麻省理工航空科學的碩士學位,十分了不起。

要知道,懷特兄弟不過在他畢業前的十三年,即1903年,才實現了空中飛行的人類理想。在懷特兄弟成功駕駛飛機升空十年後,王助就決定遠赴海外,修讀這方面的知識,希望進一步實現人類飛行的理想。他當時是懷有多遠大的理想呀。MIT不愧是全球頂尖學府,在懷特兄弟升空後不久,即推出航空學課程,培訓這方面的人才。

那其實已經是近一百年前的事。一百年後的今日,我們的人才和學府,還懷有同樣的胸襟和理想嗎?

兄弟鬥牛士

最近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皇牌時事節目“六十分鐘時事追擊”,訪問了西班牙兩位著名鬥牛士,兄Francisco Rivera Ordonez 和弟Cayetano。兄弟出身鬥牛士家族,祖父是過去五十年最偉大的鬥牛士,美國著名小說家海明威也專程來看他的鬥牛表演。父親也是著名鬥牛士,可惜在一場表演中受傷辭世。

為此他們的母親並不想兄弟兩人鬥牛,把他們送去外國,但結果兩人都先後回到西班牙,成為傑出的鬥牛士。兄Francisco 已經鬥牛13年,是西班牙當今最著名的鬥牛士,最近獲西班牙最高藝術勳章。有勳章的前得獎者認為他沒資格拿這個勳章,把所得勳章交還,以示抗議。但他的弟弟 (二十八歲才決定鬥牛,返國訓練,從此成為西班牙當紅的鬥牛士)則認為哥哥是實至名歸。

這不是因為他是哥哥,做弟弟的才這樣認為。這是有關藝術和勇氣的故事,弟弟兩次在鬥牛時出錯,被牛襲擊,是哥哥從觀眾席飛身撲出,用他的技術和身體把牛引開,免弟弟受重傷。是兩次,做哥哥的都以他的技術和勇氣,證明了他的不凡和偉大。

這些哥哥飛身撲出的片斷幸好都被拍下來,是整個訪問最精彩和感人的地方。

真正的偉大和不凡,總令人間豔羨。

我的香港人物小傳(之一)

有些人,雖然你不認識,但透過偶然的親身接觸和媒體得來的印象,你會對他們存一份敬意。

第一個想記的人是朱耀明牧師,他是香港柴灣浸信會堂的牧師

朱照耀明牧師

我不認識朱牧師,亦不是基督徒。但對這個人,我有萬分的敬佩。我和他有過兩次見面之緣,兩次都是七一遊行的路上,朱牧師一個人站在金鐘和灣仔的交界一個教堂前,站在一張檯上,拿住大聲公,以我聼過的最雄厚、溫實和堅定的聲音,一句又一句地說:「為民主自由,我們繼續走下去。」兩次見他,都是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場合,他都在說著同一句話,同樣的親切,同樣的有戰意,同樣的富感染力。兩次在他面前走過,我都有想哭的感覺。

八九民運發生後,是朱牧師協助被通緝的學運領袖和民運人士逃往海外;二十年後,朱牧師發起「我要回家運動」(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發起這個運動),協助這些流亡海外的人士回國。一個教徒有這樣入世的胸懷和對公義的堅守,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