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日，連續聽到壞消息，兩位朋友的父親因病相繼去世。
一位住在美國的朋友早前專程飛回來香港看她中風的爸爸，留了二十日，準備在今年三月再囘香港探父親，怎知父親已經早走一步。她在香港打電話給我，告訴我已經回到香港，你父親怎樣了，我問，沒有回應，上次她還對我說，她的父親身體有好轉，應該不會這樣快就去了的。於是，我再問一聲，你父親還好嗎，那邊仍然是沉默，然後她以哽咽的聲音告訴我，父親不在了。
不旋踵，接到另外一位朋友的電郵，父親走了，她告訴我。“對父親離世曾有很多的想像,只是從不知道是這樣痛和後悔。”
剛好近日看報紙，看到據聞是村上春樹的座右銘：
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
我告訴這個朋友，看到你爸爸去世的消息，就想到這句話。
這算是安慰嗎？我應該給她安慰嗎？我可以給她安慰嗎？我覺得她的痛，重到已經變成她的整個宇宙，我的説話顯得空洞不著邊際。
我和住在美國的朋友相約見面，我們一邊在公園閑逛，一邊談，分手時，我們相互擁抱。多好，可以抱抱自己的朋友。
我想起自己的父親，周末囘家的時候，特別買了些養身的飲料給他。
近期讀管理大師Peter Drucker (杜拉克)一本與管理無關的書“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 (旁觀者－管理大師杜拉克回憶錄），講述他在二十世紀初至中期所遇到的人物，裏面有很多有趣和發人深省的記述。
例如他寫領導通用汽車超過三十年（1923-56）的Aflred Sloan。Sloan 被視爲二十世紀最有創意的CEO，這位CEO在杜拉克的筆下活靈活現。
那時代的CEO具有一種道德的威望（moral authority）。 這位Sloan先生，做事從來不針對人，誰有責任感，誰敢挑起大樑，誰有勇氣和想像力，他就把責任交給誰。
杜拉克受托寫一本和通用汽車有關的書，Sloan先生並不贊成書中的結論，亦不認爲杜克的書有價值，但仍然給杜拉克最大的支持，讓他出席所有高層會議，觀察公司的運作，又給予他力所能及的其他幫助。
他花很多時間在管理人員的人選問題，因爲正是這些人負責將公司的政策落實。在他眼中，即使公司有很好的策略，假如沒有適合的人去落實，也是徒然。反而選錯人，要補救所犯的錯誤，是徒添麻煩和浪費時間。
選對人很重要，所以他堅持不參與挑選他在通用汽車的繼承人，最好的繼承人，他認爲，不應該是他會選擇的人，而是好得他不能反對的人。
對敢於批評公司政策的員工，他不去批評，而是鼓勵，還給予加薪升職。他說：「我們不因爲人有見解而懲罰他們，我們想他們有自己的意見。」（“We don’t penalize people for their opinions – we want them to have opinion.”）
他的正直性格，應該令今日大公司的CEO汗顔。他常要出差，去到當地，他不會住酒店或公寓，而是住進通用汽車的宿舍頂樓一個簡陋的房間。吃的問題則在公司的飯堂解決。
有次杜拉克因爲要為通用汽車公幹，搭火車由底特律前往聖路易斯，公司的人爲他訂了下格床位，然後他見到Sloan出現，他那時已經70多嵗，又有關節炎，因爲臨時決定要搭這趟火車，結果只能訂到上格床。杜拉克想讓他睡下格，但他婉拒了，一個人爬上上格床就寢。
Sloan退休後寫了一本有關他在通用汽車三十多年的書，書寫好了，他堅持不出版，因爲他要等到書中所有受到負面影射的人都離世了，才出版，以免影響他們。那時他已經78嵗，他希望在世時見到他的書出版，結果一等就是10年。書出版後的一年，他就辭世了，死時91嵗。書後來成了暢銷書。
這是那個年代的通用汽車CEO。今日的通用汽車CEO，即使公司面臨破產，要向政府求救，也堅持要以私人直升機代步。
通用汽車曾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公司，它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產值超過10億的公司（時惟1955年），亦曾經是世界上雇員最多的公司之一。過去幾十年，它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公司。但今日，通用汽車正面臨破產的命運。
令人唏噓。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人物和風景。過去了，就是過去了。
他在三十二嵗的時候想尋死，已經站在美國密歇根湖的旁邊，想一躍而下，就此了結生命 – 他沒有工作，沒有分文，長子死了，有妻子和剛誕下的女兒要照顧。但就在他想死的時候，有個想法抓住他∶他的生命並不屬於他自己，而是屬於這個宇宙，他要做一個實驗，看看這個渺小沒有分文的自己可以如何爲人類作出貢獻。
他在1983 年逝世，死時88嵗，已經是公認的預言家，發明家，設計家，哲學家……發明專利28個，著作28本，榮譽學位47個，設計和建築獎無數，他畢生追求的是，如何利用科技預知和解決人類面對的重要難題，以最少的資源為人類的生存提供最大的幫助。
我們今天用的字，例如“synergy”，就是他發明的。
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默默耕耘，追尋他的目標，近六十嵗才出名，有很長一段時間靠妻子的收入維生。又被人批評他的發明不切實際。事實上，他的很多發明其後都被採納和應用在不同的範疇。
他，是美國人Buckminster Fuller。
在這裡介紹他，是因爲他的獨立思想和堅定無比信念，世間少有，還因爲原來他本身是一念改變一生的故事。
多少人一念之間自殺死了，而他一念之間，把死亡變成永生。
你和他在異地相會。他告訴你，他有了另一個。
他搭飛機走了，你站在瞭望臺，望著他走進機艙，消失在機身，然後，飛機在跑道移動，升空，漸飛漸遠，他自由了，找他的幸福去了。多好。
你噙著淚水，告訴自己。
終於，你亦搭飛機走了，找你的自由，和幸福。
我說，再痛或再幸福的愛情，都是過眼雲煙。
那個地鐵的長髮女子，或者，有天，你亦會有此感悟？
我在八九民運後的第四年去到英國讀書，在那裏我認識了一位來自北京的學生。那時候，我常交往的就只有三位朋友，包括這位來自北京的朋友。
我們四個人常常夜談至淩晨兩三點，天南地北地談。我是唯一的女孩子，夜深了，他們其中一人總會送我囘宿舍。
記憶中，我們談過六四，但這位北京朋友總不願多談，他只說，他那時也在廣場，親眼看到一位學生被槍傷。「這些事不想提。」他說。從此，我們確實沒有再提起。
今日看到『明報』有關六四流亡海外的人士的報道，心情起伏。我想起了那位北京朋友。
香港的朱耀明牧師等人近日發起「我要回家運動」，希望六四流亡海外的人士可以囘國，並把這些人的訪問結集出書，名為『我要回家』。『明報』登載了書中的幾個訪問，看後有種「情何以堪」的感受。
以下是『明報』的『我要回家』摘錄，2009年1月30日
當年的學運領袖王丹，在中國坐牢後，流亡美國：
「如果讓我用簡單的辭彙表述十年流亡生涯中的感受，我會選擇『寒冷中的溫暖』。說『寒冷』，當然是因為流亡，對於任何人來說，畢竟都是一種折磨。如果僅僅就我個人而言，其實談不上什麼艱難，畢竟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即使永遠都不能回國，我還是可以擁有自己的人生。但是，考慮到家人 因素，流亡就成了一種折磨。」
「流亡，是當權者對人性的一種利用。當他們發現無法改變一個對手的意志的時候，他們會轉而利用人性中對親情的重視，通過折磨你的家人力圖達到他們的目的。」
「我曾經多次提出，其實我要求回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親情，是為了免除我父母長途跋涉，來美國探視的困擾。如果政府真的擔心我回國會對政府不利，我可以答應只是回來短期探親，結束之後就返回美國。就是這樣的要求，也完全被政府置之不理。沒有別的理由可以解釋，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這樣的政府，就是一個沒有人性的政府。」
茉莉(本名莫莉花)- 原湖南邵陽師範專科學校教師，六四時譴責中國政府鎮壓民主運動，結果被控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監禁3年，1992年流亡香港，現旅居瑞典：
「那個春夏之交是學生運動高漲的時候，五月的那一天，身為教師的我無課可上，正打電話邀女友一同去商店購物時，在辦公樓遇到兩個學生。他們激憤地告訴我，李鵬政府頒布了戒嚴令，他們準備上北京自焚抗議，以生命去成就民主事業。」
「我拿了一些錢和洗漱用品，就跟兩個學生踏上了從湖南去北京的火車。一心想要保護學生的我當時不知道，從那時起，我踏上一條不歸之途。」
「流亡對於我，是不幸中的幸運。想起那些仍然被追捕被監禁的志士，想起那些失去孩子仍然看不到正義伸張的家庭，我常常會黯然神傷。二十年，那些仍然留在鐵絲網裏的人，他們是怎樣度過來的？我不敢想像。」
「在基本價值觀念上，做一個始終如一的人，到底有多難？我歷來認為，人生只是一個過程，一個試驗。我只想在這個過程裏試做一個守望者，一個守望『六四』精神的人。」
「但願還有這一天，白髮蒼蒼的我回到家鄉，和我的學生們重聚。我想要告訴他們的是：在北歐的森林與海濱度過多年流亡生活的我，已經獲得了寧靜。但在骨子裏，我仍然是那個跟隨你們匆匆忙忙踏上赴京火車的年輕女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