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事' ↓

今日想和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我寫過香港的巴士廣播節目（又叫roadshow) 是多麽擾人，如果說香港的時代廣場公衆地方一直被商家罔顧合約的規定，據爲己有，是實在的公衆空間佔有，那麽這些賣廣告的廣播噪音，放在好像巴士這些公共交通工具上播，又何嘗不是公衆地方的被侵佔？

我向巴士公司的熱綫投訴過了好幾次，又向政府運輸署投訴，運輸署的回復是，我們有測試過它們的音量，是這樣這樣，沒有超出規定，又說會和巴士溝通，反映我的關注。

時日過去，事情沒有什麽兩樣，巴士的廣告照播如儀，一樣的大聲。有日，我上到車，每個座位上面的喇叭都在發出吵耳的聲音，我實在忍無可忍，馬上拿起電話，又打去巴士公司的熱綫電話。這次我學聰明了，當電話接通，我把電話的接收器稍為向上，我說，小姐，你聼到嗎，這是我坐在巴士的最後排的聲量，我不要你又好似以前那樣，記錄下我的投訴就算，我要和你的經理對話，請他或她回電話給我。

這一招好像奏效，隔了大約兩個星期，我聼到一個電話留言，是巴士公司的人，說他們正改善這方面的問題，已提醒司機開車前，檢查聲控，做到聲量不擾人，等等。

這幾日搭車，真的是靜了很多，不過，不知還會維持多久。但總算有點努力奮鬥終於取得點勝利的小小滿足感。

但當日在車上我忍無可忍的時候，好像就只有我一個人覺得聲音騷擾，其他人好像都若無其事，令我很納悶。在這裡且引用德國詩人Gunter Grass的一句話，“The first job of the citizen is to keep your mouth open” （公民的首要工作就是常開口）。共勉之。

在前幾篇文章提到過香港的電視新聞越來越”難看”，獨立思考的精神蕩然無存，和政府望的方向一致，就是北望神州，完全沒有視野。

這種感覺在今日看到這單新聞後，感覺更慘烈。原來香港的電視臺不僅沒有視野，連基本的“格”都沒有，甘願走上自我審查的路。

我不知多少人知道無綫電視“全民開講”節目有關警權的一集被抽起的事情，電視臺說，因爲錄音錄得不好，所以抽起節目，這絕對是大話。我知道是大話，因爲我在電視臺做過電視製作，製作的過程中，有人負責監察收音，如果有問題，即場就會修正，不會事後才說收音有問題。

獨立媒體的報道，亦引用了電視臺的人的説話，和我所言一致。

香港屬於自己的聲音正漸漸消失，有日，這個城市只會沉淪，如果我們沉默接受正發生的一切。

我其實很佩服一直堅持在香港傳媒工作的前同行。有這樣的感慨，是因爲剛在北京發生的香港記者因爲採訪北京市民排隊買奧運票的混亂情況而被公安粗暴對待事件。說是前同行，自然暗示了自己以前亦是他們的一分子。

那位被拘留的南華早報攝影記者，其實是我的前同事，曾經認識。因爲曾經認識，令我的感慨更深。

國内希望辦一流的奧運，但一流不是請來世界級建築師建築一流場館，在奧運前夕發起各種禮貌運動和空氣清新運動，就可以做到。沒有人的質素的配合，一切硬件如何堂皇，一切運動如何動員者眾，都是徒然。

說囘記者被暴力對待事件，感慨之情，其實很複雜，除了敬佩在香港惡劣的傳媒環境和國内惡劣的採訪環境下仍然堅持下來的香港記者，還真要對香港傳媒對國内官方的“叩頭”，不無微言和感嘆。

無綫電視把在場公安的暴力拍了下來，但記者的旁白說，會把公安的不適當行爲向當局反映，對，是“反映”，不是抗議；對，這只是公安的“不適當行爲”，不是暴力行爲。而那位被拘禁的南華早報記者，最後要拿著鮮花和報紙的高層去醫院向被他踢傷的公安道歉。但當初，如果該名記者沒有被幾名公安圍上來，合力將他壓住（在場記者的講述），他又怎會無端反抗，要起飛腳？這是一個人被強力所壓制，很自然的反應，他何罪之有？踢傷人，道歉，乃情理所在，但當地的公安又應否向這位和其他記者道歉呢？當然，這樣的事情，還不會在内地發生。新華社其後的報道，亦只是在護短，胡言亂語。

我雖然敬佩留下來繼續工作的前傳媒同事，但並不覺後悔。對香港的主流媒體，無可眷戀。香港太需要另類聲音和意見了，像香港獨立媒體這類獨立媒體，值得大家支持。

剛過去的香港七一遊行，參與其中，有不少感想：

• 我站在銅鑼灣等待由維多利亞公園出發的的遊行隊伍到來，旁邊有男有女，有老有嫩，也和我一齊在等，霎時有種同舟共濟，共赴戰場的感覺。

• 難得見到平日車水馬龍的銅鑼灣，有一半的路封了，空了，只等遊行隊伍經過。望著前面空空的馬路，我覺得我還是愛這個地方。

• 遊行隊伍中，不同的人在表達不同的訴求，有少數族裔要求政府帶頭消除種族歧視，設計和設置適合他們的中文課程；有外籍傭工要求容許加人工；有民間電臺要求開發大氣電波；有同志團體；有中學生聯盟；有新移民婦女團體；有受重建影響的居民組織；有人拿著國民黨旗；有人派發反共的報紙；有人擧起自製諷刺時局和政府的標語……這些平日被大衆傳媒掩埋的聲音，只有這時才得到釋放。見此場面，不知如何，我的眼溼溼的。
• 去年的遊行，見到大學orientation camp的大組長草頭，今年，走向終點政府總部的時候，見到有個穿橙色T 恤的人在前面晃呀晃在影相，當他轉頭，我驚訝地發現，竟然又是草頭。我們第二年在七一遊行途上再見，雖然他連續第二年沒有認出我。
• 晚上收看無綫電視中文晚間新聞，令人氣結。編輯把曾蔭權參加七一升旗禮的新聞放在遊行的新聞前面。人民的訴求原來比不上官員的做騷。那位記者報道遊行的新聞時，更是無知，只知配合時下講通脹，於是一味突出遊行為反通脹的訴求，並訪問了遊行的人高通脹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簡直不知所謂。香港的中文電視新聞，是越來越看不下去了。

• 一個遊行的阿伯說，政府委任這些人，是這個政府叩頭文化和裙帶關係的再一次體現。政府可以這樣亂灑公帑委任一批不知凴什麽條件可以入職，亦不知其工作職責的人，卻一直不肯給老人加生果金，這個政府還可以信賴嗎？能不出來遊行嗎？

• 在遊行的過程中，感受良多，豈止是無綫電視的新聞報道，又或是一般新聞報道說遊行人數減少的那樣簡單。人只有參與其中，才能獲得真正的經歷。而人實在需要經歷，才會有智慧長。

公民黨的毛孟靜在街邊站臺，她的身段令我想起緬甸的昂山素姬。

阿牛，在香港傳遞火炬期間敢舉起西藏旗的陳巧文，和陳偉業，同為民間電臺發聲，沒有他們的發聲，香港該是更寂寞了。

職工盟的李卓人很受遊行人士歡迎，收到不少花。因爲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誰真正為工人謀福利，貫徹始終，最清楚不過。 

不知是否活的歲數越多，敏感度越高。

以前不會為住的城市感到悲涼。今日，我會。這個城市失去的實在太多。

昨日去中環搭船去離島，走過長長的行人天橋，赫然發現右手邊以前是一大片的海港，現在，代而替之的是大片的沙泥、溝渠，還有多部重型挖泥機器。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原來已經一去不復返，鋼鐵般的事實，令你直視，令你驚醒，直插入心坎；以前常留連的大會堂一帶，景致從此改寫，再沒有海風可以吹，更不知將來變成何等面貌。

最痛心的，是香港的海港變得越來越小，曾經孕育過這個城市，現在仍然孕育這個城市的海港，在城市的急速步伐下，好像一個被人遺棄的母親，變得可憐和卑微。

當我們都為香港失去全球第一貨櫃港地位而同聲一嘆的時候，可曾想過，是我們自動放棄對自己的海港的尊重在先？

原來五六月是鳳凰木盛開的季節。在大學的校園，有開得燦爛、火紅的鳳凰木。

落紅，鋪了一地。

奧運火炬傳送，已演變成爲鬧劇，今日就會在香港上演。

誰說奧運精神神聖，運動不沾政治？既然是人的產物，就會和政治有關，從來如是，如今更如是。

以舉辦奧運為國家興榮之証本身就是政治攸關；香港的火炬傳送更是活脫脫顯示出運動就是政治。未宣佈火炬手名單之前，已經沸沸揚揚，包括傳言特首會成爲火炬第一棒傳遞人。名單終於宣佈了，一百二十位火炬手名單上，有二十一位富豪商賈，十三位親中政客，以及八位娛樂圈中的大哥大姐。

這個名單是怎樣定出來的，沒人知道，亦不必知，總之是和中央溝通過，和政府關係和睦、親中愛國、不可得失的人上榜就是了。但名單背後，意義昭然若揭。香港社會最有影響力的是什麽人？就是富豪、親中的政客，以及歌星影星藝人（我們的社會可以數得出的所有政府宣傳，例如禁毒，基本法等，都是由他們現身宣傳，我們的社會沒有詩人、教授，或其他行業傑出的人士，為年輕人之表率的）。

為什麽香港要有民主？一個原因就是不想再看到這樣的火炬手名單。但香港要有民主，在一國兩制之下，前路是何其艱辛和漫長。

對香港缺乏公共空間，或者說，充滿僞公共空間，我實在有太多的經驗和感受。

做記者的時候，曾帶攝影隊去怡和大廈對開的行人天橋拍攝人來人往，竟然有物業管理公司的人走來干預，說不可以拍攝。我十分驚訝，這不是公共空間嗎，怎麽可以由得私人公司來指手畫腳？我身旁的攝影師對我說，這種遭遇他做這一行的常遇到﹐還是算了吧。

然後有個週末，在交易廣場二期和國際金融中心一期之間的空間找個地方坐下，準備在陽光下好好享受剛買來的凍飲。我坐的地方是大廈外墻邊的基座，因爲估計不會騷擾到任何人。怎知，又有管理公司的人走來叫我離開，我問，這是公眾場所﹐為什麽不可以坐？她說，這是公司的規定。

又有一次，我去愉景灣，買來雪糕和燒賣，坐在大廣場的梯級上準備吃，怎知管理公司的人又來了，小姐，這裡不可以吃東西，要吃東西請到廣場旁邊特設的檯凳。我說，但都滿了呢。他沒有答我﹐只繼續說，這裡不可以吃東西。連在公眾場所吃東西都要被私人公司管﹖

當然，我和很多香港人一樣，有過去時代廣場﹐因為坐在某個地方而被管理公司的人趕離的經驗。

香港財政司因為大灑金錢減稅免稅﹐民望大升。這裡的人似乎忘了﹐我們是有如活在監獄的一群﹐四週只有車和大廈﹐連有的所謂公共空間都是假的﹐還要承受污濁的空氣。財政司在預算案沒有處理這些問題不要緊﹐最緊要他派錢﹐有錢派就是最好的事。

和一個外國朋友由天后前往銅鑼灣﹐走到近中央圖書館的地方﹐想過馬路﹐卻發覺前後都無路﹐非要走行人天橋不可﹔結果要彎入一條街﹐走上二三十級樓梯﹐走過橋面﹐再走下二三十級樓梯。當時這位外國朋友不無感嘆地說﹐怎麼香港這麼不方便。我聽了不以為然。一個城市建條行人天橋又有什麼問題﹖

但我沒有細想﹐香港其實到處都是行人天橋﹐而行人天橋本身﹐是對人自然活動的一個障礙﹐本來走過對面馬路就可以﹐結果要又上又落﹐對老人和孩子﹐至少就很不方便。

幾日前看了一篇文章﹐分析香港的偽公共空間﹐不期然想起上述外國朋友的評論。

我們在這個城市生活慣了﹐對於很多本來扭曲人性﹐或不合理/不自然的現象﹐都會將之合理化。久而久之﹐我們不再思考﹐不再發聲﹐不再抗辯﹐只會接受。我們繼續卑微地活著﹐繼續無視我們的卑微。

昨日才驚聞二樓書店青文書屋的主人羅志華死了﹐是在九龍的倉庫執拾書籍時﹐大堆的書倒下﹐藏身書海的。而他死後兩個星期﹐才被人發現。

青文書屋早在兩年前﹐因為沒法經營下去﹐被迫結業﹐賣不去的書都放在倉庫裡去了。主人羅志華不肯燒掉這些書﹐或者相信這些書還有賣出去的機會﹐或者他根本就相信﹐書是沒理由﹐不應該被燒掉的。

我從家中書架上找出青文書屋出版的文化視野叢書之“什麼都沒有發生”(陳冠中著) 。

很多年前在市政局圖書館的架上看到叢書的另一本書﹐丘世文著的“週日床上的顧西蒙”﹐ 一拿上手就不願放下﹐之後﹐從圖書館借了同一叢書的其他著作來看﹐包括也斯的“越界書簡” ﹐黃碧雲的“我們如此很好”。 再之後﹐在書店見到“文化視野叢書”﹐ 馬上就買了一本來看﹐就是上述陳冠中的作品。

我和羅志華的聯繫﹐是這些曾經滋潤過我靈魂的書本。當知道他死了﹐我才發見這些聯繫。

“他是一名不算成功的書店經營者，但從他的身上卻更能令人們認識書本的真諦。”

    ———馬國明(曙光書店店主)

“我們很容易就會感到羅志華的死其實是一個象徵；象徵我們的過去；如果不幸的話，甚至象徵我們的未來。”

    ———梁文道(香港著名文化人)

我則感到羅志華以他沉重﹐靜默的死﹐對我們的社會和文化作出了最響亮的吶喊。聽到他的吶喊﹐我感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