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事' ↓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之爭終于告一段落，奧巴馬勝出，而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則遲遲不認輸，在極不情願下才宣告退選。這個戰果當然令我雀躍不已，其實戰果一早已知，從數字計算，希拉莉幾乎是沒有勝算的機會，她輸，乃意料之内。

這已是上星期的消息，現在拿出來講，是因爲想講講希拉莉這個人和她的一眾支持者。

希拉莉背後強勁的支持群是女性，這點無可置疑。但正正是這點，令我很摸不著頭腦。她們支持希拉莉是因爲她代表了女性在今日的社會可以取得的成就，在這個例子，就是做女總統/女總統侯選人。但希拉莉一直聲稱她有的從政經驗，包括參與北愛和談這些奧巴馬沒有的經驗，甚至她積極推行但失敗收場的醫療改革，凴的是什麽？就是她是“第一夫人”的地位。如果她不是第一夫人，她不會有這些經驗。

那，這可以說是她靠本人的能力爭囘來的經驗嗎？為什麽一眾女支持者，對她寄予這麽大希望？

她無疑是一個本領強、有頭腦、意志力極強的女性，但她的表現，卻很「男性化」，或者說和國會山莊一眾政治人物沒有兩樣，包括隨意歪曲事實，不是深入虎穴，卻説成去到一個槍林彈雨的地方探訪；明明沒有勝利的機會，卻說這說那，證明自己有繼續選下去的理由。自我中心，不認輸，假。這樣的女人，如果是代表了今日女性可取得的成就和地位，真是嗚呼哀哉。

所以，不要說，希拉莉的輸贏象徵了女性的成就什麽的，那是廢話，兩者之間沒有一絲的聯係。我作爲女性，是真真正正高興奧巴馬贏了，因爲他代表了希望。而這個世界，最需要的就是希望。

我喜歡這段錄影，覺得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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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聼不清楚，可看這，有字幕。

錄影拍下了大陸北京電視台一個節目主持人騎劫他丈夫主持的奧運頻道記者會，講出她内心壓抑的感受–她在幾天前才發現，她丈夫，將啓播的奧運頻道監製（亦即是在錄影的開始，站在她身邊的男人）有外遇。

她質問，引用法國一位外交官的説話，中國如何能成爲大國，當它的價值蕩然無存，不能向世界輸出其價值系統？

這段新聞當然有“八卦”的性質，因爲這位女性和她的丈夫，都是大陸公衆人物。這段錄影曾被數以萬計的網民下載，但我喜歡這段錄影，是因爲被這位女性的勇敢打動了。

一個有名氣的女人，向公衆公開，她的丈夫背棄了她。

她還要承受破壞奧運宣傳的指責。（這段錄影已經不能再在大陸網站看到。被禁了。）

她指出了這个國家的價值系統問題。

她反抗，不僅反抗他丈夫的欺騙，還反抗在場工作人員的阻撓。她堅持說下去。

她憤怒，但不是大聲控訴，聲音仍是溫柔的。最後還不忘向中央電視臺負責體育節目的領導道歉。

她有勇敢和溫柔。

她叫阿玲﹐是烏魯木齊人﹐亦是個軍人﹐我不知她的詳細背景﹐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她父母親是高幹﹐所以她可以享有特權﹐要加入軍隊﹐就輕易加入了﹔加入軍隊後想出國﹐被派了去在新疆旁邊的巴基斯坦﹐負責幫軍隊在中巴公路上的漸熱旅遊點Hunza經營中國餐廳。

(沒有說錯﹐早在十年前﹐中國解放軍屬下的部隊就已經在偷偷營商﹐賺資本主義的錢。)

阿玲有北方人的身材和輪廓﹐樣子娟秀﹐在當地認識了一個巴基斯坦商人﹐兩人成為情侶。我每次見到她﹐她都一身巴基斯坦婦女的裝束﹐那時﹐我亦入鄉隨俗﹐一身當地人打扮﹐兩個中國女子一起搭車去市場﹐引來不少好奇的眼光。

阿玲的日子過得不錯﹐不是嗎﹖但其實﹐她告訴我﹐她不快樂。她因為不快樂﹐所以選擇參軍﹐又因為不快樂﹐所以她結婚了﹐生了個孩子。有了孩子和婚姻﹐她更加不快樂﹐她發覺自己嚮往自由﹐於是她離開丈夫﹐把孩子交給父母﹐來到了巴基斯坦。

其實﹐她更嚮往西方世界﹐或者香港﹐那裡有更多的自由。但可以出國﹐即使是來到巴基斯坦﹐也算好。她說。

她問過我﹐有沒有方法可以幫她去香港工作。(我又有何能﹐可以幫上忙﹖)

我問她﹐你有什麼打算﹖和巴基斯坦這個男人又有什麼打算﹖還有在烏魯木齊的丈夫和孩子呢﹖她說﹐到了要離開巴基斯坦的時間﹐走就是了﹐有什麼好打算的﹐可打算的。

我離開Hunza後幾個月﹐她就回到烏魯木齊了。從她寄來的唯一一封信知道的。

現時避孕的責任和風險都落在女性身上。你可能會問﹐不對嘛﹐避孕套不是男用避孕方法嗎﹖那不是很常用嗎﹖似乎有理。但不要忘了﹐避孕套並非有效的避孕方法﹐它的失敗率高達14%﹐避孕丸的失敗率為6-8%﹐最有效的是避孕針﹐失敗率只有0.3%﹐其次為子宮環﹐失敗率只有0.6-0.8%。

即是說﹐現存最有效的不涉永久絕育得避孕方法是女性避孕方法﹐目前還未出現有效的非永久絕育的男用避孕方法。男性避孕丸幾年前就有傳聞說快面世﹐但至今都是只指聞樓梯響﹐不見蹤影來。即使男性避孕丸在明年面世﹐亦足足比女性避孕丸遲了近四十年。而且即使推出面世了﹐有多少男人肯用亦存疑。

2000年一群科學家在香港﹑上海﹑愛丁堡和開普敦訪問男士對使用男性避孕丸的看法﹐結果是一半的上海男人﹐六成多的愛丁堡男人及五至八成的開普敦男人表示會使用﹐香港男人的願意程度則排尾﹐只有四成半的人表示會使用。

另外﹐絕育手術的使用率亦可說明避孕的責任究竟落在誰身上。你可能不知﹐男 性結扎手術比女性結扎手術更為穩妥﹐失敗率只有百份之0.1-0.2%﹐相對而言﹐女性結扎手術失敗率有0.5%﹐但偏偏女性結扎手術使用率遠高于男性結扎手術。原因﹖因為傳統上避孕責任落在女方﹐及男性主導社會迷信男性做了結扎會影響性慾。

根據聯合國一九九九年的統計﹐全球最多人使用的避孕方法是女性結扎手術(19%)﹐其次為子宮環(13%)﹐再其次為避孕丸(8%)﹐然後才是男性結扎手術(4%) 和避孕套(4%)。名列前三名的都是女性避孕方法﹐且使用率遠高于墮後的男性避孕方法。

不僅如此﹐有效的女性避孕方法都有潛在的危險﹐例如曾有研究指出服食避孕丸可能增加患子宮頸癌和乳癌的機會﹐打避孕針可能會增加體重和引致骨質疏鬆。

說了這麼多﹐不過想提醒大家﹐男女不平等的事實不是女性多了就業機會或多了女性任職高位便就此消失﹐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還在默默影響我們的生活。

列車就要開了﹐車門內擠滿了人﹐我快步衝入車廂﹐在貼近車門的地方找到最後一個落腳點。面前是一個低著頭的女人﹐用絲巾裹著頭。我看不見她的臉孔。但我聽見微弱的聲音﹐是抽泣的聲音。我和她只有一隻手掌的距離﹐就在這麼近的距離﹐她在哭。眼淚不斷從她的眼睛如線流出。

她伸手往衣袋摸索﹐拿出一塊紙巾在擦眼淚。她的手背有粗糙的條紋。

然後﹐她從另一個衣袋熟練地拿出一張似身份證的東西﹐在這張似身份證的東西上面﹐放了一個小男孩的照片。她拿在手中﹐(出神﹖)在看﹐相片上有淚水在轉。

她把相片往衣服擦﹐然後輕輕放入衣袋。

隔不了兩三分鐘﹐她又熟練地從衣袋拿出那張照片在端詳﹐她的眼淚沒有停過。

我離她那麼近。很想拍拍她的肩膀﹐或摸摸她的臂膀﹐有人在意你的悲哀﹐你知道嗎﹖

我離她那麼近。最終什麼表示都沒有﹐就讓她一個人先下車走了。

我始終未看見過她的臉孔。

我覺得悲哀﹐那時﹐和現在。

無獨有偶﹐這個星期兩次聽到有關墮胎的消息﹐令我異常激動和憤慨。

首先是上星期初聽ipod, 報導說美國某個州立例進一步限制墮胎﹐有位支持立法的仁兄出來說話﹐所言真的大言不慚﹐有一句話我怎也忘記不了﹕奪去生命(墮胎)比一個女性被強姦犯下的罪更大(Loss of life is even a bigger crime than rape)。這是何等歪理﹖一個女人走去墮胎比被人強姦還犯下更大的罪﹖她是受害者﹐比那個強姦她的人還要罪多幾陪﹖

這個世界是不是瘋了﹖我不想對有宗教信仰的人不敬﹐但那些假宗教之名愛護生命的人﹐請您們先愛護一下那些有墮胎需要的女人。這些活生生的人的需要﹐比還未成形的生命不是重要千百倍嗎﹖退一步說﹐即使這個生命被迫誕下來了﹐是誰承受懷胎﹑生育的過程﹖是誰要負責將小生命撫育成人﹖是那些滿口仁義的人嗎﹖他們有什麼權去為要墮胎的女性作選擇﹖

還要再問﹐他們有想過為什麼這些女性要墮胎嗎﹖有過墮胎經驗的女性都會告訴你墮胎有損身心﹐她們明知道有這樣的後果﹐為什麼還要作這樣的選擇﹖

這個星期聽到的第二宗有關墮胎的新聞是中美洲國家尼加拉瓜禁止所有形式的脫胎﹐包括被強姦的女人和因為生育而有生命危險的女人想墮胎亦不行。這條例的通過是對女性的最大侮辱和不敬﹐能有這樣的條例通過只說明現今世界﹐女性仍處二等位置。

我有個朋友在尼加拉瓜生活過一段日子﹐他告訴我那裡的人對宗教十分虔誠﹐教堂四處都是﹐走過的人都會在胸前比劃著十字﹐口中唸唸有辭。而說穿了今次尼加拉瓜為什麼此時立法﹐為的是一個星期後舉行的總統選舉﹐執政黨希望藉此拉攏教會和教徒的選票。為選票而褫奪女性的權利﹐貶低女性的價值﹐這就是可恥的政治現實。

她打開門﹐是一張很疲倦﹑憔悴的臉。

我始終不知道她的實際年齡﹐但看上去至少有四十多歲吧。

她把我熱情地引入屋內。

屋子有三層﹐下面住的是她的姐姐一家﹐上面是她的妹妹家庭﹐她住中間的一層。

準確點說﹐是她和她的女兒住中間的一層。我住下後發覺﹐這個家庭沒有男主人﹐她從沒有提過她的丈夫﹐我亦不好意思問。

她﹐是我在厄瓜多爾首都Quito的寄宿家庭女主人。

女主人把屋子佈置得很富貴﹐進門後﹐走過陳設典雅的客廳﹐就來到飯廳﹐飯廳很大﹐一邊放了爐具和煮食用的器皿﹑餐具等﹐另一邊擺放了電視和收音機﹐不看電視的時候﹐收音機總會開著﹐播放的不是亂哄哄的政治新聞便是迷人的拉丁情歌。

有日女主人的姐姐來串門子﹐收音機正傳來一首家傳喻曉﹑十分浪漫的情歌﹐她的姐姐禁不住隨旋律唱起來﹐眼邊和嘴邊的皺紋很多很深﹐她把感情都放入去﹐唱得無法自拔。

女主人呢﹐只是在旁點頭微笑。抽一口煙。

她每天都抽很多支煙。抽煙的氣味把她薰得更憔悴。

她像活得不太開心。每次見到她﹐她都很累的樣子。怎會不累呢﹖除了招待我這個海外學生﹐她還要招待另一個學生﹐工作由早上七點半開始﹐頭一件事是為學生準備早餐﹐包括茶﹑咖啡﹑果汁﹑牛奶﹑麵包﹑牛油等等。早餐準備好了﹐如果還不見學生出來吃早餐﹐就走去房間叫。她要確保學生可以準時在八點半回到學校上堂。

此外﹐還要為學生準備午餐和晚餐﹐一年365日﹐日復一日﹐無間斷﹐包括週末。就只她一個人在忙。白天﹐屋裡就只她一個人。

學生吃飯的時候﹐她多會陪著吃﹐好趁這個機會﹐盡寄宿家庭的責任介紹當地的風土人情習慣給學生知。一個星期還要幫學生洗衣一次。

不僅如此﹐她和細女一起住﹐女兒因為工作關係﹐要到凌晨兩點才能歸家﹐做媽媽的不放心﹐總要親自為女兒開門﹐知道女兒安全回家了﹐才安心去睡。但因為要照顧學生﹐過不了幾個鐘頭﹐在早上七點半就要爬起床準備早餐。

“我沒有娛樂生活的﹐整天要留在家裡。事實上﹐找娛樂就要出街﹐出街就需要花錢﹐我沒有錢。”

她有房子有車﹐在厄瓜多爾無疑屬於中產階級﹐說連娛樂都沒有錢﹐大概是誇大之辭﹐但肯定有某程度的真。如果日子真的好過﹐她又何必這樣辛苦﹐日日自己困著自己﹐給外國學生準備三餐飯。

她有的唯一娛樂﹐就是在學生都吃完晚飯後﹐招呼一班朋友回家打麻將。

女主人住在市內「高尚住宅區」﹐路口設有更亭﹐有私家警衛看守﹐警衛是住在區內的人鑒于治安問題合資請回來的。看鐵閘後的房子有架有勢﹐私家車出出入入﹐殊不知住在這裡的人原來也包括女主人這樣背景的。

牆外和牆內世界﹐始終隔了一道牆﹐很多事想像而已。

話說回來﹐厄瓜多爾是一個天主教國家﹐在很多方面都很保守﹐女主人在沒有男人的情況下獨力撐起一頭家﹐其實真是一個不簡單的女人。

不過﹐我想起她﹐總想起她一張憔悴疲倦的臉容。

美國攻打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之初，有個巴基斯坦地方常在傳媒上出現 – 白沙瓦。這個地方聚居了逃到巴基斯坦的大部份阿富汗人，亦成了採訪阿富汗新聞的外國記者的駐地，開戰後，這裡聚集的記者就更多了，由這裡發出去的新聞源源不絕。

初聞「白沙瓦」，人被勾著似的，找英文報紙對照，恍然而悟，真的是一九九五年踏足的地方，一個本以為微不足道的地方，日後竟然因為美國奉反恐怖之名開戰而上了新聞。

在報紙電視上，白沙瓦是和戰爭、示威有關的，但於我，卻是有關別的……

九五年夏，歲月正青蔥，隻身來到巴基斯坦旅行。因為是伊斯蘭國家，而自己是女性，心情戰戰兢兢，患得患失。

先在Lahore、伊斯蘭堡這些大城市落腳，買了條頭巾，把頭和臉圍起來，走在路上，步履還算輕快。

但愈向北走，步履愈見沉重，來到白沙瓦後，情況已變得吃不消……

白沙瓦是西北前線省（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的省會，因為離世界有名的山道Khyber Pass只有11哩，吸引不少遊人前來。這裡的手工藝亦很有名，沿街有不少售賣銅器和銀器及珠寶的店舖。

在白沙瓦住的以Pashtun人為主。Pashtun人被視為世界最大的部族之一，祖先世代耕種放牧為生，性格勇悍好戰，有好客的美譽。但傳統是會遺落的，過程中還會滋生醜惡：臭名遠播的塔利班政權主要由Pashtun人組成，而我在白沙瓦的遭遇亦難令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Pashtun人既然好戰，愛馱槍是自然的事，雖然政府不鼓勵，但白沙瓦離管治中心遠，政府鞭長莫及，不少人仍愛馱著槍四處走；偶然會見到女的在街上走，但都是拖著孩子，身邊有男人伴著的，整個鎮彌漫一股「雄風」。

在來白沙瓦的車上認識了一個在喀什米爾當兵的軍人，他知道我第一次來這個地方，堅持下車後送我到旅店，這個美意我當然樂於接受，但在車上有說有笑的我們，一下了車，鎮上的氣氛著魔似的馬上令我們變臉，在往旅店的路上，他走在前，我走在後，互不相識似的，不知怎的，內心亦實在怕別人以為我們相識。

抵達旅店，旅店的人初時以好奇的眼光打量我和他，似乎想探究我們的關係，等這個朋友離開後，就以色迷迷的眼光在我身上轉。他不停的介紹城中名勝，說這說那，最後繞到一個事情上：Pashtun人有一套按摩法，可解我長途疲勞的。之後愈往北走，幾乎所有入住的旅店，都有旅店的男人向我兜說，他們族人最擅長按摩，問我要不要。

第二日離開酒店，把鑰匙還給酒店的人，正轉身離開，冷不防給人用力在臉上捏了一下，然後是一聲「goodbye」，一時之間不知發生何事，等清醒過來後，人已踏出旅店，真想走回去掌那人一巴掌。為了這欠的一巴掌，我責怪了自己好幾日。

初時無法明白這針對外來女子的「色情事業」怎會在巴國，尤其是保守的北部萌芽生長，後來想多些，又和路上遇到的外國女子談起，慢慢理出個頭緒：他們不敢碰本國的女人，唯有將非份之想投射在外來女子身上，加上他們不容本國的女人四處走，見到外國女子四處走，就以為她們是不正經的人，於是肆無忌憚向她們動手動腳。

但白沙瓦的經歷還只是個開始。離開白沙瓦，我搭公車前往下一個目的地，同在西北前線省的Swat Valley。聽說那裡有北部最美的山谷景色，綠意盅然，是當地人的度假聖地，所以決定去看看。

在白沙瓦車站上了車，我被安徘坐在優等座－司機旁的位置。司機旁有兩個座位，我先來，揀了近窗的位置，這時管車的人走過來向我嘀咕，叫我付兩個人的車費。我問他原因，他說因為我是女人，他們不方便安插一個男人坐在我旁邊，位置既然因為我而騰空，所以我要付兩個座位的價錢。這對於我簡直是荒謬透頂的事。「那是你們的問題，我只會付我坐的位的錢，」我對他們說。他們奈我不何，最終還是土頭土腦安排了一個男人坐在我身邊 － 沒法，為了那個座位的錢，犧牲一點宗教精神就算了，反正我只是外來女子，不傷干。也難怪，全車只有我一個女乘客，這裡要找一個出遠門的女人比登天還難。

Swat Valley的重鎮是Mingora，車站好不熱鬧，一輛輛的小型客車橫七豎八停在空地上，穿著長袍的男人一堆堆圍住車，或在閑聊，或在等上車，放眼望去，竟是清一色穿著灰白色系列長袍的男人，名副其實的男兒國！眼睛自出生那刻起已慣了兩性並存的世界，這個男兒國一出現，我是既驚且惶，想掉頭就走，但沒有退路呢。

幸好我落腳的地方就在車站的對面，這是一幢三層樓高的建築，接待處的人見到有個東方女子走過來，遠遠已把我盯住，一直盯到他眼前，他第一個問題是「你一個人嗎」？第二個問題是「你結婚了嗎」？第三個問題是「為甚麼不和你丈夫一起」？第四個問題是「哪個國家的人」？第五個問題是「來這裡做甚麼」？我已特別在右手無名指上戴了隻戒指，刻意在他面前揚起又放下，編造了個已婚婦人暫時和丈夫分開，丈夫在下一個站等候的故事。但他對於我可以「貪圖享樂」，拋開丈夫來到這裡觀光，似乎很難理解。

應付完酒店的人，就像打了一場仗，踏入房間，馬上把門從裡面鎖上，將窗關好，窗簾布拉好，然後才放心躺下。這個大封閉世界裡架構起的小封閉世界，頓令我找到安心立命之所似的，原來封閉的世界可以帶給人心靈如此妥貼的感覺。

樓頂的風扇吱吱地在轉，車站的暄囂透過牆壁傳過來，躺在床上，時空交錯，不知身在何處。

已經是下午兩點鐘，肚子開始打鼓，整日都未吃過東西，看來我盡管萬般不願，亦非要到男兒國走走找點食物填肚不可。

街上呈現一幅一團和氣的男兒圖，有手拖手歡歡喜喜走過的，有見面握手言歡的，有分手時親切擁抱的，我的出現似打亂了這裡平靜幸福的生活，可能正是這個原因，他們紛紛放慢腳步看我，或乾脆停下向我行注目禮，步過了，還一步三回頭地回望，我真想找個地洞鑽，確確切切地需要。

途中和獨遊的外國女子聊起，大家半開完笑說，有誰失去自信，一定要來巴基斯坦北部旅行，每日都這樣多人注視你，信心一定大增。

遠遠見到一個似餐館的地方，正想走近，但餐館坐著的人同一時間目光一致的望向我，那銳利的眼光，不費吹灰之力已把我彈回去，我恨自己軟弱，告訴自己，無論如何，下一次見到餐館，管他，定要走過去，又見到餐館了，於是鼓起勇氣走近，但團結就是力量，我還是再一次被群眾鋒刃的眼光打敗。

太陽有恃無恐地照在身上，身心焦灼，盲目地在鎮上走了不知幾許，終於在一間有點格調的酒店餐廳坐下－餐廳裡只有兩個男人在電視機前看衛星電視，他們懶得理我。我記得那餐吃的是炸薯仔拌麵包，吃下去時甜在口中，苦在心中。

我問酒店的人，怎麼街上見不到女人，他說這裡的女人是不出外的，去街市、商店購物這些別的地方一般由女人做的事，在這裡都由男人做。所以街上很少見到女人。

第二日我一早起床，坐第一班車離開。車前行了幾分鐘，還在Swat Valley的範圍，我終於見到一直很渴望見到的人－黑罩衣由頭遮到腳、連眼也不露的女人。六月，艷陽高照，日間氣溫高達攝氏四十度，這樣的長衣蔽體，還是吸熱的黑色，我穿一身輕薄白衣都熱得發昏，可想像在那密實的黑色罩衣下有多熱，我的怒火砰然燒起，再想起過去兩日的遭遇，更是燒得熊熊的，不過卻疑惑：該向誰燒呢？

為甚麼有一團黑色蜷縮一角？那邊還有另一團，同樣蜷縮一角，我有點難以相信這個要「保護」女人的國家竟然容讓女人「拋頭露面」求乞，而且在短短的兩三分鐘之內，就給我看到了兩個。

其實這現象不難解釋，女人要依賴男人，當女人依賴的男人離開了或是過世了，她沒謀生能力，可以選擇的就只有求乞一途。

離開Swat Valley，我上了中巴公路，在踏入中國邊境的一刻，同車的幾個外國女子都不約而同歡呼起來：「我們離開巴基斯坦了！」車上有男有女，只有我們這些女的在喊。

和娟認識總有十幾年了–原來已經十幾年了﹐時間好像從手指間流過那樣快。早陣子因為工作關係在國內杭州居住。住的地方附近有間麵館﹐叫“慧娟”﹐正好是阿娟的名字。那段日子常想起她。

我和她在尼泊爾碰到的﹐她是新加坡人﹐因為要自組團才可以由尼泊爾過境去西藏﹐我們因這個“便”便認識上了﹐此後有半個月時間我們一起遊西藏﹐住便宜的旅館﹐看藍的天﹐美的湖﹐挨寒冷的天氣。在首都拉薩我們五六個途上認識的朋友一起過了有生以來最冷的聖誕節﹐室內沒暖氣﹐在零下的氣溫﹐即使打著邊爐﹐舉杯慶祝的手還是震著的。

之後幾年的時間﹐我和娟一年才通信一次﹐但那份心心相印的感情難以言喻。我覺得她是我特別的朋友﹐她亦如此視我。

兩年前﹐年屆四十的她﹐辭了她厭倦的高薪公關工作﹐決定從頭做起﹐去做護士。她離開她的丈夫和母親一個人去到澳洲讀護士課程。那兩年的生活﹐她告訴我﹐很平靜﹐很幸福。她後來回到新加坡﹐說很不適應﹐然後她開始找護士工作﹐所得薪水比她以往賺的少得可憐﹐還要面對母親不解的質問﹐旁邊人的壓力﹐生活因薪水低而有的壓迫感。

我已經年多沒有她的音訊了。真的想念她。

她好勇敢﹐是不是﹖

在厄瓜多爾最南省份Loja﹐有一個地方叫“Vilcabamba Valley”﹐Vilcabamba是印加語﹐意為神聖。別小看這個隱蔽在山中的「神聖山谷」﹐它兼具古代和現代的傳奇。 話說印加皇朝被西班牙人消滅後﹐皇朝君主Manco Inca領導反抗運動﹐遭遇失敗﹐於1536年逃到道路不通的「神聖山谷」﹐建起山城﹐繼續領導對西班牙人的反抗運動﹐卻不幸在入谷後八年﹐被受他款待的西班牙逃犯出賣遭殺害。Manco Inca死後﹐在「神聖山谷」的印加遗朝延續了二十六年﹐才被西班牙人摧毀。 「神聖山谷」見證了印加人由輝煌走到末路﹐與命運對抗的歷史﹐亦見證了歷史的血腥與人事的叛逆﹐弔詭的是这个世外桃園般的山谷竟是這种种浩劫争夺的發生场所。可能因此之故﹐這個山谷被說成神秘不可測﹐吸引不少浪者在此停留。這裡的旅店命名很體現了一點這種氛圍﹐有間旅店就叫Secret Garden。 我來到「神聖山谷」﹐神秘感倒不大有﹐反實實在在覺得這是一片淨土﹐有與世無爭的寧靜﹐入村的路兩旁種植了一棵連一棵的樹花﹐花香樹影從人家的院子飄入眼帘﹐沿路花色和山嶺掩映出無限暖意和嫵媚。在一個貧窮之國﹐這裡真的似世外桃園﹕這裡的居民很多都活超過一百歲﹐吸引不少科學家前來研究。 

就是在這樣一個世外桃園般的地方﹐我碰到了一位「世外高人」﹐我的西班牙文老師Tenya。 

Tenya來自西班牙﹐大學時期去德國攻讀德文﹐之後四處旅行和生活﹐體會到世界的貧富是如何懸殊﹐滿腔憤怒﹐從此身體力行﹐決定去落後國家生活。「我覺得富裕國家的過度消費是不對的﹐太過份了﹐世界其他地方有多少人沒得吃沒得住﹐我不想同流合污﹐寧願在這裡工作，交稅給當地政府﹐而不是我在歐洲的政府。」 她很執著﹕「我覺得如果我還住在西方國家是Morally Wrong的。」

於是她選擇來到南美工作﹐教西班牙文。我遇到她時﹐她已經在厄瓜多爾教了四年書﹐剛由其他地方搬到這個山谷居住和工作。她住在一個農場上﹐不教書的時間﹐便務農, 培糞﹑施肥﹑播種﹑收割﹐樣樣都幹。 

一個對道德這樣執著的人﹐她對教學同樣有份執著。第一天上完課﹐她對我說﹐明天我會準備得好好來上課的﹐今天是第一天﹐我不知您的情況﹐沒法好好準備﹐請原諒。在南美讀過不下五六間學校﹐她是第一個老師對我講這樣的說話。我說我想讀西文詩﹐於是她找來詩人Anotonio Muchado的一首詩和我一起研讀﹕
 
Caminante
Caminante, son tus huellas
el camino, y nada mas;
Caminante, no hay camino;
se hace el camino al andar.
Al andar se hace camino
Y al volver la vista atras
se ve la senda que nunca
se ha de volver a pisar.
Caminante, no hay camino,
si no estelas en la mar.

行者 
行者﹐你的足印就是你走的路﹐

沒多沒少 
行者﹐沒有路﹐

路形成於你行之時。 
因行﹐路成﹐

當你回首﹐ 
你望見你不會再走的路﹐

行者﹐沒有路 
僅有大海泡沫的一條路徑

她問我﹕「你會留多少天﹖」「四天。」「我好想和你一起多讀幾篇詩。」「我也是。」

我每日跟她上三小时的堂，她的专注令上堂时间如水般滑过﹐轉眼就過去。

臨走時﹐她给我影印了好几页安徒生童话故事﹐讓我在旅途上阅读。

告別時﹐她說離學校半哩路有個地方可以書換書﹐她現在就去那裡﹐我目送她的背影離去﹔她的頭像禾稈草似的一大把綑在腦後﹐一條長的浪人款的布裙繫在半身﹐踢著一對涼鞋﹐背著一个麻布背囊。她有壮健的行者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