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限旅程

今日是聖誕節，中國良心學者劉曉波被以言入罪，判入獄十一年。

這已經是他第四度因爲言論和政治立場而要坐監。他第一次入獄是因爲支持八九年的學生民主運動，本來在美國大學做研究的，專門囘到中國支持學生，是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後來被捕。

獲得自由後，他繼續不屈不撓，以一支筆寫他要說的話，為中國有開明民主的一日，而奮筆疾書。再被捕，釋放，再判勞改，獲釋，繼續寫，起草零八憲章宣言，一年前被拘留，今日被判入獄十一年。

今日的中國，有什麽東西是令你引以爲豪的？它的經濟發展？中國政府在國際舞臺的影響力？那些登上世界富豪榜的中國富豪？都不是。今日的中國，還有像劉曉波這樣的諤諤之士，以及其他簽了零八憲章宣言，願意和他一同入罪的人，才是令人感到和這個國家還有點精神聯繫的地方。

最感動是劉曉波和他妻子劉霞的關係。妻子劉霞十幾年來無怨無悔支持丈夫，她是在劉曉波勞改時下嫁給他的；丈夫坐監時，她不斷給他送書。她說，給他送了書，心就覺得踏實，雖然不是所有的書都會獲准送到丈夫手裏，但這些書是他們兩夫婦的感情聯繫。

劉霞在丈夫判入獄後的平靜表現，令人動容。是這種平靜，令人更加感到背後的強大意志。劉霞在電視機面前說，劉曉波出獄時，將會是六十幾嵗。“如果他可以堅持下去，我也可以。”

她把頭剃光了。

高錕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這幾日香港的傳媒不斷有報道，事關高錕是歷來和香港關係最密切的諾貝爾獎得獎者。

我聽了他得獎的消息，其實真的很興奮，因爲多少和高錕有過見面之緣，更有過校長和學生之緣。高錕任中文大學校長的時候，正值我在中大讀書；覺得那時的中大比現在的中大要好，尤其是校園氣氛，好多了。

高錕創辦了中大的電子系，我的哥哥就是因爲高錕的關係，得以在中大讀電子系。

而我做記者的時候，正值高錕出任政府為推動創新科技而特設的創新科技委員會會員，我在香港科學園（中文大學旁邊）訪問過他。謙謙學者，説話溫柔淡定，對推動香港科技發展滿懷熱情，可惜，在香港缺乏有見識和膽識的領袖之下，再怎樣推動，香港的科研發展還是發展不起來。

月前知道高錕得了老人痴呆症，為之愕然，一個思想這樣卓越的人物，都會有老人痴呆症？原來他的爸爸也患有老人痴呆症。疾病和衰老是不會放過任何人，無論貴賤，無論智商。

這是高錕的最新訪問。他雖然開始無法表達自己，但人還是精神健康的。那就好了。最感欣慰是親眼看到他表示對獲得諾獎表示高興。

今日去了看香港話劇團描寫黃花崗起義的“遍地芳菲”。製作不算很出色，但卻燃起了我對那段歷史的感應。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廣州起義，結果八十多位烈士葬身此役，由於初時只撿到七十二件骸骨，葬於黃花崗，所以又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話劇呈現了當年同盟會的人為推翻腐敗的清朝而犧牲親情、愛情，甚至自己性命的豪情壯志。是那種為廣大受苦受難的人而拋頭顱灑熱血在所不惜和付諸實踐的偉大舉動，深深感動我。

現在內地把黃花崗烈士的目的所在的廣州烈士陵園列入“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名單”，我覺得是騎劫，我更覺得，如果香港的學校把有關故事僅僅作為愛國教材來對待（話劇團製作了通識教育教材供學校購買），亦是對烈士的不敬。因為愛國不是這些烈士的出發點，愛天下人才是這些烈士獻身的原因。

且看烈士之一的林覺民，在就義前三天寫了封訣別信給新婚妻子，裏面說的不是愛國和中國心，而是不忍“天下人”之苦。

“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黃花崗烈士給我的震撼，是他們甘願為天下人而犧牲小我，犧牲身邊享有的幸福，誠浩氣豪氣也。如今，哪里尋？

林與妻的訣別書，是我看這台話劇收穫之一，回家後上網找到來看，頓有山崩地裂之感。至情至義至聖，無以名之。書中的尾段是這樣寫的：

“吾愛汝至。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紙短情長，所未盡者尚有萬千，汝可以模擬得之。吾今不能見汝矣！汝不能舍我，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一慟！”

繾綣纏綿，兒女情長，英雄氣短。

林妻在丈夫死後一年，因為思念丈夫之痛，亦病死。齊豫作詞和唱的這首歌“覺”，就是從林妻的角度，有感而發作的。

此書必看：

林覺民與妻訣別書

我和她在大學畢業後，沒有找工，兩個女孩子結伴走上絲綢之路，以西安為起點，經甘肅，青海，直入新疆。出發時是夏天，悠長的火車之旅，往往一坐就是三天，爲了打發時間，和火車上的人閒聊之外，偶然還會兩人秘密地在細細聲唱歌，唱的清一色是林子祥的歌，例如“這一個夜”：

“這一個夜　有一個人

坐於窄巷　呆望門窗

兩手奏著　結他歌唱

腳邊一隻　破舊皮箱 ……”

我們吭著曲詞，代入流浪的況味。還有林子祥的“每一個晚上”。我們也在哼。

我們唱得很開懷，是對前路的寄望，對青春的無悔。天高山清，任我闖蕩，多好。

我們是一同出發，卻不是一同回到香港的。在新疆南疆某個地方，我們分道揚鑣，她獨自囘去烏魯木齊，而我就繼續往南疆走。分手的那一刻，我感到萬分的歉意，同時亦是百般的不捨。

我囘到烏魯木齊，入住我們約定會入住的飯店。她留了一封信給我，裏面有她手寫的“每一個晚上”的歌詞：

“我突然無言靜了下去細心把你望

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光

在漫長漫長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

今天的目光天天我會想千趟

已淡忘從前共你度過幾多風與浪

只知過往歡笑大半數也因你起

在漫長路途莫論你我未來在哪方

一天風在飛一天我不忘掉你

每一個晚上我將會遠望

無涯星海點點星光

求萬里星際燃點你路

叮囑風聲代呼喚你千趟

友誼綿綿無盡你共我縱使分兩岸

此生也永跟你共往遠遠的那方

寂寞時倦時若你要熱誠目光

共需輕輕把我去想一趟

每一個晚上我將會遠望

無涯星海點點星光

求萬里星際燃點你路

叮囑風聲代呼喚你千趟

每一個晚上我將會遠望

無涯星海點點星光

求萬里星際燃點你路

叮囑風聲代呼喚你千趟

叮囑風聲代呼喚你千趟”

是祝福，是關懷，是不捨，還有體諒。她知道我想遠飛，所以，沒說一句就讓我走了。

歲月無情流逝，剩下的真的就只有回憶，而回憶，雖是飄忽，但最實在、最觸動心靈的，你總會記起，不會忘記。

她的兒子在六月四日，為支援廣場的大學生，出去了，結果一去不返。

二十年過去，丁子霖說，她活得很累很忙。忙於聯係其他難屬，忙於轉捐款幫助難屬，忙於寫書和文章，接受訪問，把六四難屬的要求讓政府和世界知道。

其實她的忙她的累，何嘗不是一種追求解脫的方法？得以暫時忘記失去兒子的傷痛?年紀越大，失去兒子的“傷痛越深”，丁說。最深的痛，又豈是時間可以洗刷掉的？

當初丁子霖能把難屬家庭聯係起來，丁說，這其實是緣於偶然。有人在一個六四死難者的墓前留下紙條，來掃墓的母親看到了，因此和這位在六四失去丈夫的遺孀聯係上，而這位掃墓的母親又恰巧和丁子霖碰上，慢慢地，這個難屬家庭的網絡開始發展起來。我們這些人走在一起，是“血淚”把我們聯係起來的，丁說，我們在相同命運的人身上找到活下去的力量。

而丁子霖又因爲個人的遭遇，決定幫助遺屬的遺孤，尤其是女孩子，上大學。她在十五嵗的時候，家庭一貧如洗，父親要他到工廠縫洋娃娃，她不服從，最後父親讓她在政府的免費學校讀書，完成初中，之後又凴一個月三十元不夠的生活津貼，完成大學，最後成爲人民大學的教授。人生有些階段，可以令你向東，或向西走，兩個方向就是兩個命運，如果我當時聼我爸爸的話去縫洋娃娃，我之後就只會是個工廠女工，丁說。

是這種生命經歷，在六四傷痛出現後，個人命運搭上歷史的綫索，她去探訪遺屬家庭，看到那些小女孩好學聰明，決定幫助她們，發起了專項基金，資助她們上大學。

二十年前的一日突然失去愛兒，失去生命的重心，以爲活不下去，但她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她還領悟到，人不能靠恩賜。人要用行動去爭取，改變現行的制度。

二十年的風霜和痛苦，刻在她臉上。痛還會更深，但丁子霖這二十年活得多實在。個人和歷史的命運完全交織在這二十年，她一針一綫地串連起來，對自己有交待，對死去的愛兒有交待，對歷史更是有個交待。

丁子霖接受香港電臺節目頭條新聞的足本訪問。值得看。

上星期五是昂山素姬的64嵗生日。在此，獻上祝福，希望她儘快獲得自由。過去19年的歲月，她有13年時間遭軟禁和監禁，但仍然以不屈的意志，捍衛她為族人爭取自由和民主的理想。這是年月和行動所見證的道德力量。其利無比。現世罕有。

昂山素姬本可以選擇在英國和丈夫過安逸的生活，但她選擇離開家人，囘到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族人一同承擔歷史的重擔。最後連丈夫辭世，她都不能見最後一面。

而她有的一張素臉，髮上插一朵花，一身民族服裝，安靜地美麗，安靜地堅強。

很期待再見她的面容。那時的她，該已鬢有霜了吧？

我還是第一次聼這個人的名字-王助。他被稱爲波音之父。1893年生於北平，即今日的北京，1965年死於臺灣的台南。

他之所以有波音之父之名，是因爲他是波音公司第一位總工程師。而他之所以能有這樣的成就，是因爲他在當時十分守舊的時代環境下，選擇去到MIT，美國的高等學府麻省理工，修讀航空學。他在1916年獲得麻省理工航空科學的碩士學位，十分了不起。

要知道，懷特兄弟不過在他畢業前的十三年，即1903年，才實現了空中飛行的人類理想。在懷特兄弟成功駕駛飛機升空十年後，王助就決定遠赴海外，修讀這方面的知識，希望進一步實現人類飛行的理想。他當時是懷有多遠大的理想呀。而MIT不愧是全球頂尖學府，在懷特兄弟升空後不久，即推出航空學課程，培訓這方面的人才。

那其實已經是近一百年前的事。一百年後的今日，我們的人才和學府，還懷有同樣的胸襟和理想嗎？

最近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皇牌時事節目“六十分鐘時事追擊”，訪問了西班牙兩位著名鬥牛士，兄Francisco Rivera Ordonez 和弟Cayetano。兄弟出身鬥牛士家族，祖父是過去五十年最偉大的鬥牛士，美國著名小說家海明威也專程來看他的鬥牛表演。父親也是著名鬥牛士，可惜在一場表演中受傷辭世。

為此，他們的母親並不想兄弟兩人做鬥牛士，把他們送去外國，但結果兩人都先後回到西班牙，成為傑出的鬥牛士。兄Francisco 已經鬥牛13年，是西班牙當今最著名的鬥牛士，最近獲頒西班牙最高藝術勳章。有勳章的前得獎者認為他沒資格拿這個勳章，把所得勳章交還，以示抗議。但他的弟弟 （二十八歲才決定鬥牛，返國訓練，從此成為西班牙當紅的鬥牛士）則認為哥哥是實至名歸。

這不是因為他是哥哥，做弟弟的才這樣認為。這是有關藝術和勇氣的故事，弟弟兩次在鬥牛時出錯，被牛襲擊，是哥哥從觀眾席飛身撲出，用他的技術和身體把牛引開，免弟弟受重傷。是兩次，做哥哥的都以他的技術和勇氣，證明了他的不凡和偉大。

這些哥哥飛身撲出的片斷幸好都被拍下來，是整個訪問最精彩和感人的地方。

真正的偉大和不凡，總令人間豔羨。

有些人，雖然你不認識，但透過偶然的親身接觸和媒體得來的印象，你會對他們存一份敬意。

第一個想記的人是朱耀明牧師，他是香港柴灣浸信會堂的牧師。

我不認識朱牧師，亦不是基督徒。但對這個人，我有萬分的敬佩。我和他有過兩次見面之緣，兩次都是七一遊行的路上，朱牧師一個人站在金鐘和灣仔的交界一個教堂前，站在一張檯上，拿住大聲公，以我聼過的最雄厚、溫實和堅定的聲音，一句又一句地說：「為民主自由，我們繼續走下去。」兩次見他，都是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場合，他都在說著同一句話，同樣的親切，同樣的有戰意，同樣的富感染力。兩次在他面前走過，我都有想哭的感覺。

八九民運發生後，是朱牧師協助被通緝的學運領袖和民運人士逃往海外；二十年後，朱牧師發起「我要回家運動」(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發起這個運動)，協助這些流亡海外的人士回國。一個教徒有這樣入世的胸懷和對公義的堅守，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令人敬佩。

這兩日，連續聽到壞消息，兩位朋友的父親因病相繼去世。

一位住在美國的朋友早前專程飛回來香港看她中風的爸爸，留了二十日，準備在今年三月再囘香港探父親，怎知父親已經早走一步。她在香港打電話給我，告訴我已經回到香港，你父親怎樣了，我問，沒有回應，上次她還對我說，她的父親身體有好轉，應該不會這樣快就去了的。於是，我再問一聲，你父親還好嗎，那邊仍然是沉默，然後她以哽咽的聲音告訴我，父親不在了。

不旋踵，接到另外一位朋友的電郵，父親走了，她告訴我。“對父親離世曾有很多的想像,只是從不知道是這樣痛和後悔。”

剛好近日看報紙，看到據聞是村上春樹的座右銘：

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

我告訴這個朋友，看到你爸爸去世的消息，就想到這句話。

這算是安慰嗎？我應該給她安慰嗎？我可以給她安慰嗎？我覺得她的痛，重到已經變成她的整個宇宙，我的説話顯得空洞不著邊際。

我和住在美國的朋友相約見面，我們一邊在公園閑逛，一邊談，分手時，我們相互擁抱。多好，可以抱抱自己的朋友。

我想起自己的父親，周末囘家的時候，特別買了些養身的飲料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