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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雜想

一塊布就是一個安穩的家

travel around曾經一個人跑過不少地方﹐尤其是一些落後的地方﹐對於旅行有些什麼東西應帶﹐以下是些小秘訣跟大家分享一下。

本是城市人﹐卻往不是城市的落後地方跑﹐不怕髒﹐卻又最怕髒﹐尤其是睡的床﹐往往因為睡的地方不干淨﹐沒有好睡的。所以﹐出外旅行﹐我都帶一塊布﹐當床單用﹐無論住青年旅舍﹐還是旅館﹐還是家庭式酒店﹐懶理是否真的干淨﹐鋪上自家帶來的布﹐把自己的東西放上去﹐便成了自己的地盤。安穩舒適。

去越南﹐去尼泊爾﹐去巴基斯坦﹐去南美﹐用的就是這方法。

連去西班牙﹐我都帶一塊布當床單用。除非是五星酒店﹐否則難保住的地方都干淨整潔。有了一塊布﹐就像有了一個安穩的家。

其次﹐我會帶一個開罐器﹐去到一個地方﹐要找吃的﹐一個省錢的辦法就是去超級市場﹐看看有什麼罐頭食物可以下肚。

如果你去西班牙﹐不可錯過那裡的海鮮罐頭﹐十分美味﹐帶去的開罐器會大派用場。

既然帶了開罐器﹐一隻匙子或叉子當然要帶﹐以便隨時進食。

要帶的還有一些急救用品﹑止痛藥和止瀉藥等。我提議還要帶些抗生素(Antibiotics) ﹐抗生素不應濫用﹐但旅行時帶在身﹐尤其是去一些較落後的地方﹐真的很有用。我在西藏旅行時牙痛﹐痛得死去活來﹐藏醫給的黑色不知是什麼的藥吃了﹐都不濟事﹐最後﹐靈機一動﹐去藥房買了些抗生素吃﹐竟然痛給止了。自此旅行常帶備抗生素﹐我在巴基斯坦牙肉腫痛﹐當地沒有藥房﹐靠的就是帶在身的抗生素。。

此外﹐要帶的還有電筒﹐廁紙﹐不可或缺。衣服和書都不應多帶﹐一路上買些當地的衣服來穿﹐或讀物來看﹐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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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雜想

和妹妹在新德里機場道別

 farewell flower

「我只有一次曾想過死亡(但不是自殺)的可能性。那時候我和姐姐在印度旅行完畢﹐我們在新德里的國際機場分手﹐她隻身前往巴基斯坦﹐我則隻身前往尼泊爾﹐各自繼續自己的旅程。我們倆人分手時依依不捨﹐一方面擔心對方下一站的安危﹐另一方面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即將會遇上什麼事情。

那時我有一種想法﹐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倘若姐姐要遭遇不測而我的死亡可免卻姐姐的厄運的話﹐我寧願是我失去生命。一個人的生命在這浩瀚的宇宙中是微不足道的﹐只要死得有意義﹐死又何妨呢?這是我一生至今唯一一次想到自己死亡的可能性。」

我早前在我妹妹的網誌看到這段說話。

我遊走過世界很多地方﹐十幾年的行跡﹐斷斷續續﹐支離破碎﹐年月已漸模糊﹐留下的就是經時間篩選的一幕幕片段﹐在印度新德里機場和我妹妹分手一幕﹐是其中的一幕。現在才驚覺原來也是我妹妹記得的一幕。

記得和妹妹分手的那個新德里機場有點破舊﹐樓底很低﹐有幾塊天花板已掉了下來﹐把送行者和上機者分開的就只有一條指甲那樣粗的繩子。妹妹就是在繩子外目送我離開的。

那已是十幾年前的事。我從來不知道﹐妹妹有過為姐姐死的想法。

但她可能不知道﹐做姐姐的雖然沒有出現過為她死的想法﹐但之後她一個人在巴基斯坦旅行﹐心中常繫念著妹妹的安危。記得去到中巴公路﹐她在一個叫HUNZA的小鎮停留了兩個星期﹐對這個地方喜歡極了﹐很想留長一點時間﹐但最後還是決定繼續上路﹔為的是可以在下一站找到長途電話和妹妹聯繫 – 她當時很想知道妹妹是否已如期安然回到香港。

當進入中國境內的新疆找到長途電話﹐知道妹妹平安後﹐她噓了一口長氣。

對妹妹的擔心是有理由的。在新德里機場分手後﹐那是妹妹生平第一次一個人踏上旅途。而做姐姐的那時早已是識途老馬了。

新德里機場的分手﹐開始了妹妹一個人旅行的第一步﹐之後的年月﹐妹妹不斷一個人闖蕩世界。至今未改。(明天她又要一個人出發了。)

有些事﹐有些心情﹐原來要等十多年的過去﹐才有最清明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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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美之旅 旅行雜想

旅行是為了解和快樂

去年底我在南美旅行﹐在阿根廷認識了一位朋友﹐我們一起逛書店。我買了一本關於阿根廷貝隆夫人的自傳﹐言談間我們的話題轉到總統貝隆身上﹐我的朋友說﹐你知道嗎﹐他同情納粹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阿根廷因此接收了很多在逃的納粹份子。

幾日後﹐我由阿根廷去到智利﹐在南部重鎮Punta Arenas落腳。有日﹐我在一間餐廳吃飯﹐見到走進三個彪形大漢﹐剃光了頭﹐臂上有紋身﹐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嘩﹐好像銀幕上的納粹份子﹐疑幻似真的電影有時可以和現實貼得那麼緊。他們選了我旁邊的空桌坐下﹐一坐下便點了好幾支啤酒喝﹐一邊用德文大聲交談﹐並且抽起煙來﹐把我的眼和鼻子薰得夠嗆的。

他們點的菜來了﹐是大盤的薯條和肉扒。我和朋友走出餐廳時﹐大家不約而同說出心中感覺﹕一定是納粹份子無疑。

我想起我的朋友在書店對我說的一段話﹐突然很想知道南美和納粹的關係。我決定找有關資料看。原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很多納粹份子逃了去南美﹐主要是阿根廷﹑巴拉圭﹑智利和巴西。阿根廷當時的總統是貝隆﹐因為軍人出身﹐他有一份高漲的愛國主義情緒﹐因此對納粹德國的國粹主意寄予同情﹐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收留了不少潛逃的納粹份子。當時智利的總統為皮諾切﹐亦是軍人執政﹐同樣對納粹同情﹐亦接收了不少納粹份子﹐類似的情況發生在巴西和巴拉圭。

在智利有很多德國移民﹐我在智利住的第一間青年旅舍的主人是一對夫婦﹐女的就是德國人﹔而在中部湖區﹐特多德國人﹐例如Valdivia﹑Puerto Varas,這些鎮都是德國移民聚居地。當然﹐現時在智利居住的德國人並非全是納粹後裔﹐早在二十世紀末德國人就開始移民智利﹐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逃到智利的納粹份子確實不少﹐但數目多少就無從計算了。

在阿根廷方面﹐阿根廷記者Uki Goni 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書﹐名為《The Real Odessa: Smuggling the Nazis to Peron’s Argentina》﹐首次記載總統貝隆在位期間(1946-55) 如何幫助納粹份子潛逃到阿根廷﹐Uki發現期間他的國家至少接收了近300個納粹戰犯。阿根廷政府甚至在二次大戰期間發出一道指令﹐禁止逃避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在阿根廷尋求避難, 這道指令因為Uki的報導及公眾壓力被曝光﹐在今年六月正式被廢除。

另外﹐據估戰後有4,000名納粹份子逃到巴拉圭﹐1500名納粹份子逃到巴西﹐包括惡名昭著的納粹醫生Joseph Mengel, 他被稱為「死亡天使」﹐在集中營殺人如麻﹐把猶太俘虜當老鼠來擋割﹐先後在阿根廷和巴拉圭匿藏﹐最後二十年住在巴西﹐死在當地。

這些點滴歷史在我回港後幾乎忘了﹐直至今年初從電視聽到一則新聞﹕阿根廷逮捕了一個納粹份子Paul Schäfer﹐這個年屆八十四歲的納粹份子在智利南部劃地為營﹐成立教派「Colonia Dignidad」﹐被揭發利用其派系領袖地位侵犯兒童﹐並且在智利獨裁統治者皮諾切1973-1990統治期間﹐協助政府虐待異見份子。他在智利回復民主後被通緝﹐直至今年三月才在阿根廷被捕﹐被遣送回智利受審。

聽完這段新聞﹐我的旅行記憶全回來了﹐我看到了新聞以外的東西﹕為什麼Paul Schäfer選擇在智利設立他的教派﹐為甚麼他的罪行是在皮諾切統治時期犯下﹐最後為甚麼他逃到阿根廷和巴西……

旅行記憶甚至和我的生活交疊。

最近和朋友一起建造了一個語言交換的網站﹐有日醒來﹐查看網上留言﹐把我嚇了一大跳﹐有個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人自稱是納粹份子﹐寫下了大堆種族主義的說話﹐髒話滿紙。我忙不迭把留言刪掉。驚魂甫定後是一種了然﹕他來自阿根廷不無其因。

同時我又有點不明白﹐我在思考一個問題﹕有了這樣一個了解﹐對於我﹐意義何在﹖不就是對世界和身邊發生的事多了點了解嗎﹖

但「了解」本身不就是價值嗎﹖﹗我們因為了解﹐所以對事情脈絡有洞悉﹐有了此洞悉﹐即使世間多混沌﹐也看到一線清明。了解過後是一種安然和喜悅﹐無論多麼短暫。

旅行正正開啟了一個認知的過程﹐帶領我們去求得對世象的了解﹐從中找到這種安然和喜悅。

我想起一個西班牙朋友告訴我的故事。我的朋友現在大概三十歲﹐在他十七八歲時騎電單車﹐發生交通意外﹐導致膝蓋有事﹐稍為走遠一點路﹐都會痛﹐他很想背起背囊週游列國﹐但因為一次意外他的夢想落空了。生活中平常人會做的事﹐例如做劇烈運動﹐他都沒法做。他為此自怨自艾過﹐但有日他和朋友聊天﹐突然有種「了解」。他說在那一刻他突然明白到世事的來龍去脈﹐一切自有其因﹐他接納了他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他說那真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他當晚上床睡覺時因為快樂﹐不斷在自己對自己笑﹐不能自已。

我朋友口中的「了解」可能已是一種開悟﹐我可以想像他為甚麼稱之為他一生中最快樂時刻﹐因為開悟畢竟是難得的人生境界﹐有之能不快樂﹖但退而求其次﹐能獲得對事物的「了解」﹐雖然不至於是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但至少也是一種喜悅。旅行給了我「了解」的可能﹐給了我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