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我在南美旅行﹐在阿根廷認識了一位朋友﹐我們一起逛書店。我買了一本關於阿根廷貝隆夫人的自傳﹐言談間我們的話題轉到總統貝隆身上﹐我的朋友說﹐你知道嗎﹐他同情納粹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阿根廷因此接收了很多在逃的納粹份子。
幾日後﹐我由阿根廷去到智利﹐在南部重鎮Punta Arenas落腳。有日﹐我在一間餐廳吃飯﹐見到走進三個彪形大漢﹐剃光了頭﹐臂上有紋身﹐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嘩﹐好像銀幕上的納粹份子﹐疑幻似真的電影有時可以和現實貼得那麼緊。他們選了我旁邊的空桌坐下﹐一坐下便點了好幾支啤酒喝﹐一邊用德文大聲交談﹐並且抽起煙來﹐把我的眼和鼻子薰得夠嗆的。
他們點的菜來了﹐是大盤的薯條和肉扒。我和朋友走出餐廳時﹐大家不約而同說出心中感覺﹕一定是納粹份子無疑。
我想起我的朋友在書店對我說的一段話﹐突然很想知道南美和納粹的關係。我決定找有關資料看。原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很多納粹份子逃了去南美﹐主要是阿根廷﹑巴拉圭﹑智利和巴西。阿根廷當時的總統是貝隆﹐因為軍人出身﹐他有一份高漲的愛國主義情緒﹐因此對納粹德國的國粹主意寄予同情﹐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收留了不少潛逃的納粹份子。當時智利的總統為皮諾切﹐亦是軍人執政﹐同樣對納粹同情﹐亦接收了不少納粹份子﹐類似的情況發生在巴西和巴拉圭。
在智利有很多德國移民﹐我在智利住的第一間青年旅舍的主人是一對夫婦﹐女的就是德國人﹔而在中部湖區﹐特多德國人﹐例如Valdivia﹑Puerto Varas,這些鎮都是德國移民聚居地。當然﹐現時在智利居住的德國人並非全是納粹後裔﹐早在二十世紀末德國人就開始移民智利﹐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逃到智利的納粹份子確實不少﹐但數目多少就無從計算了。
在阿根廷方面﹐阿根廷記者Uki Goni 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書﹐名為《The Real Odessa: Smuggling the Nazis to Peron’s Argentina》﹐首次記載總統貝隆在位期間(1946-55) 如何幫助納粹份子潛逃到阿根廷﹐Uki發現期間他的國家至少接收了近300個納粹戰犯。阿根廷政府甚至在二次大戰期間發出一道指令﹐禁止逃避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在阿根廷尋求避難, 這道指令因為Uki的報導及公眾壓力被曝光﹐在今年六月正式被廢除。
另外﹐據估戰後有4,000名納粹份子逃到巴拉圭﹐1500名納粹份子逃到巴西﹐包括惡名昭著的納粹醫生Joseph Mengel, 他被稱為「死亡天使」﹐在集中營殺人如麻﹐把猶太俘虜當老鼠來擋割﹐先後在阿根廷和巴拉圭匿藏﹐最後二十年住在巴西﹐死在當地。
這些點滴歷史在我回港後幾乎忘了﹐直至今年初從電視聽到一則新聞﹕阿根廷逮捕了一個納粹份子Paul Schäfer﹐這個年屆八十四歲的納粹份子在智利南部劃地為營﹐成立教派「Colonia Dignidad」﹐被揭發利用其派系領袖地位侵犯兒童﹐並且在智利獨裁統治者皮諾切1973-1990統治期間﹐協助政府虐待異見份子。他在智利回復民主後被通緝﹐直至今年三月才在阿根廷被捕﹐被遣送回智利受審。
聽完這段新聞﹐我的旅行記憶全回來了﹐我看到了新聞以外的東西﹕為什麼Paul Schäfer選擇在智利設立他的教派﹐為甚麼他的罪行是在皮諾切統治時期犯下﹐最後為甚麼他逃到阿根廷和巴西……
旅行記憶甚至和我的生活交疊。
最近和朋友一起建造了一個語言交換的網站﹐有日醒來﹐查看網上留言﹐把我嚇了一大跳﹐有個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人自稱是納粹份子﹐寫下了大堆種族主義的說話﹐髒話滿紙。我忙不迭把留言刪掉。驚魂甫定後是一種了然﹕他來自阿根廷不無其因。
同時我又有點不明白﹐我在思考一個問題﹕有了這樣一個了解﹐對於我﹐意義何在﹖不就是對世界和身邊發生的事多了點了解嗎﹖
但「了解」本身不就是價值嗎﹖﹗我們因為了解﹐所以對事情脈絡有洞悉﹐有了此洞悉﹐即使世間多混沌﹐也看到一線清明。了解過後是一種安然和喜悅﹐無論多麼短暫。
旅行正正開啟了一個認知的過程﹐帶領我們去求得對世象的了解﹐從中找到這種安然和喜悅。
我想起一個西班牙朋友告訴我的故事。我的朋友現在大概三十歲﹐在他十七八歲時騎電單車﹐發生交通意外﹐導致膝蓋有事﹐稍為走遠一點路﹐都會痛﹐他很想背起背囊週游列國﹐但因為一次意外他的夢想落空了。生活中平常人會做的事﹐例如做劇烈運動﹐他都沒法做。他為此自怨自艾過﹐但有日他和朋友聊天﹐突然有種「了解」。他說在那一刻他突然明白到世事的來龍去脈﹐一切自有其因﹐他接納了他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他說那真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他當晚上床睡覺時因為快樂﹐不斷在自己對自己笑﹐不能自已。
我朋友口中的「了解」可能已是一種開悟﹐我可以想像他為甚麼稱之為他一生中最快樂時刻﹐因為開悟畢竟是難得的人生境界﹐有之能不快樂﹖但退而求其次﹐能獲得對事物的「了解」﹐雖然不至於是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但至少也是一種喜悅。旅行給了我「了解」的可能﹐給了我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