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士與海倫

Beads for thoughts那是十多年前的英國,我們同住一幢學校房子,他住在靠近大門的房間,我搬入去時,他住在那裡已好幾年了。房子離他工作的戲劇系不到五分鐘路程,但常人五分鐘的路程,他可能要走上十分鐘。

因為患有小兒麻痺症,他走路一高一低的,臉部和手部肌肉因為痙攣不時在抽動,手連東西都拿不穩。

身體的缺憾,他用精神去彌補,學問是他的救贖。他擁有博士學位,在一間英國大學戲劇系教書。

同屋的人都叫他占士。

占士搞戲劇,最喜歡田納西威廉斯的作品,《慾望號街車》就是他介紹我看的。田納西威廉斯作品的主角都是社會上受凌辱的人。想起占士,就會想起白先勇,白先勇少年時候大病,自此明白生之苦,後來成為名作家。白先勇也喜歡田納西威廉斯。

因為不良於行,他每天活動的空間就是學系同住的房屋之間,偶然會去附近的酒吧「Jolly Porter」吃飯。去「Jolly Porter」,要過幾條馬路,一段斜坡,好幾次見到他過馬路,的士停住,他用力搬動腿,和身體競賽,和時間競賽,然後拖住累贅的四肢走下斜坡。

不去「Jolly Porter」的時候,他只會吃牛肉漢堡包,當我說「只會」,我真的是說「只會」。從超級市場買回漢堡牛肉煎熟,夾在面包中間吃,餐餐如是,日日如是。那牛肉腥味很濃,他用完廚房,味道留在那裡,可以叫人反胃。他的存在這樣強烈。

奇怪,我一直沒有問他為甚麼喜歡吃牛肉漢堡,正如我沒有問他童年青年時是如何過一樣。有些東西問是多餘的,例如有關他將自己包圍起來的黑暗。

他有一扇開向黑暗的門,窗簾永遠拉上,偶然房門開一條縫,令人猜想關著的黑暗有多深多闊,牛肉的腥味和長時間不見天日的霉氣這時就會趁機溜出來。

有次他要給我看樣東西,請我入他房,一邊忙亂地在凌亂的床邊臨時理了個空位給我坐。昏黃燈光,紙張、衣服散了一地,牆壁近門處放了兩個高及屋頂的書架,擠滿書,一列莎翁的精裝鉅著放在當眼處。窗簾是紅色的,佔了一面牆大,密不透風,鮮艷屈服在昏黃和零碎下,可以養出寂寞。

「紅色不屬於我,窗簾是入住時已經有的」。他仿似看透我的心,對我說。

他可以連續幾日不出房門,關著的黑暗好深好長。

但他的孤獨亦有軟下來的時候,,他心情好時,會找我聊 – 同屋的人數他和我最熟稔,可能我這個人比較隨和吧,而且我們都愛文學,留戀「人生之苦」的況味。同屋其他人,他打個招呼就回房了。

「我是社會主義者」,他對我說,既然是社會主義者,自然捧當時在野的工黨,把當時執政的戴卓爾夫人批評得體無完膚,他對保守黨只顧資本家利益,不理低下層人生活很看不過眼。

「Bloody Hell」他時常掛在嘴邊,右手顫抖著揚起,好像站在舞台上怒吼一樣。

但他掛在嘴邊最多的不是田納西威廉斯,或戴卓爾,而是海倫,他的妻子。如果當日海倫打電話給他,他會急不及待告訴我,仿似是天大的喜事。

海倫在英國北部一間大學教書,我認識占士時,她和占士已結婚一段日子,但在我和占士同在一屋檐下的年多時間,她只來探過占士一次,而且來去匆匆。我曾遠遠的見過她一次,她正在飯廳和占士談話,樣子端莊,臉很白很尖,瘦瘦的,中國人一定會說她樣子福薄。

她是女性主義者,占士這樣形容她,似乎「女性主義」一詞就可以解釋她為甚麼會和他結婚。後來占士告訴我,海倫懷孕了,懷的孩子不是他的。他的臉扭成一團,我不敢望他。

之後有兩個星期,占士的房門都是關上的。

偶然深夜還呆在飯廳,會看到他的身影在飯廳門前掠過,無聲無息。

過了一個月,才又見到他在廚房煎牛肉漢堡。他又開始提他的海倫。「我好高興做孩子的父親,只要海倫仍肯做我的妻子。」

支持他活下去的是有關海倫這個意念嗎?

生活好像回到從前,占士繼續自己照顧自己的起居飲食,繼續走幾條馬路和一段斜坡去Jolly Porter。一有機會的話,他仍然愛提海倫。

有次占士告訴我有個劇目在校園綵排,他想去看,我不假思索說陪他去,他聽了很高興,笑得孩子似的,那是日間的事,之後我開始有點猶豫,慢慢陪他走長長的路去劇院,一起看表演,再慢慢陪著他走回來,突然我覺得很沉重,想逃,黃昏來臨前我藉詞推掉了他。他很失望﹐我知道的﹐雖然他不大讓自己流露出來。

後來我搬了出來,占士亦搬了去別處住,有次在街上遇到他,我們都好高興,我說會去探他,但直至離開英國之日,我都沒有去探過他一次。

說不清呀,接近他,他的善意,總叫我沉重。沉重過後,是我的歉疚。

之後再沒有他的消息。

不知今日的占士可好?他和他的海倫怎樣了﹖此刻真的想念他﹐但願當時的我對這個朋友好點。

那年讀女性主義

八十年代,女性主義學說開始登入學術殿堂,成為一門供教授的學科,由街頭抗爭至躋身學府成為教學的對象,一方面反映了女性主義戰鬥力的減弱,另一方面卻提供了一個機會給我這樣的人和女性主義拉上一點邊。 

那年為九三年,想去外國讀書,在翻查資料時,見到有間英國大學提供「女性主義」課程,課程是跨學科的,結合了社會學、文學、歷史,對這些學科都有興趣,加上課程大綱說是探究女性主義學說,討論女性身份問題,我當時正在感情路上迷惘,對於兩性關係有說不出的滋味,看到這些字,怦然心動。 

當時英國僅有兩間大學提供女性研究的課程,我選擇的是南部一間大學﹐離倫敦兩個多小時火車。懷著忐忑的心情,我到了學校。忐忑是因為對女性主義的學說幾乎一無所知,並非甚麼女性主義者,不知同學老師是何方神聖,會否都是臭賣男人的激昂女權分子,我成了她們中間最「不長進」的人? 在宿舍安頓不久,聽到消息,說有個從加拿大來的同學已經到了,想和我見面。心裡有點擔憂,怎麼這樣熱情,女性主義講姐妹情,我可還未有這般胸懷,她見了我這個人不是失望透頂嗎? 那一年班上全日制的學生只有五個同學,我是唯一一個亞洲人,其餘來自加拿大、希臘及突尼西亞,還有一個英國本土的女孩子。有時我們會和兼讀的英國同學一起上堂,她們的年齡由二十出頭到近五十歲都有。班上是清一色女子,老師亦是女的,來自文學院的最多,也有來自歷史系和社會系的。 

那個抵步後即想同我見面的同學來自加拿大,她的確是感到失望,我可能是令她失望的原因之一,但她更大的失望相信是來自課程和老師。教我們的老師大部份都是彬彬有禮、溫文爾雅的,可能都是文學院出身吧,沒有女性主義者的激昂性格,印象中只有一位來自社會系的老師作風悍猛,負責講授藝術和女性的關係,她講話直率有力,說到大學對女性主義這門課不重視,及女講師在校內的地位,她就會讓言語放縱起來。

我這位加拿大同學一樣的戰鬥格,言談間都是男性社會如何如何對女性迫害,堂上講的內容很多都偏重於從文學素材看女性形象的塑造,她覺得不夠火力,於是上了一個學期就歸國去也,連再見也沒說一聲,第二個學期上堂不見她的蹤影,才知她走了。 

不要以為班上的同學個個都像她,她似乎是唯一一個同學是豪氣干雲的,那兩位來自希臘和突尼西亞的同學便打扮入時,女人味十足,樣子還蠻標致,說話亦溫溫柔柔的。至於那個讀全日制的英國同學,很少說話,上完堂就一縷煙溜走,說要賺外塊交學費。 

當然,既然是上女性研究的堂,來上堂的人多少都有點女性主義意識的。記得有次上導修堂,討論到女性的身體,一位留著長卷髮、身材高挑、面貌娟好的英國同學首先發言,她說以前她是剃腳毛的,但現在不了,男人不剃腳毛,為甚麼女人剃?說得滿座的人都在點頭。每當出現這種景況,我就覺得窘,因為自己從來沒有做過類似「偉大」的決定,覺得她說得有道理,但又不完全有道理。

那一年的時光半通半透的,第一次直視女性身份,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很重的無力感。 

那年認識了幾個來自中國、台灣和香港的男性朋友,課餘常聚在一起聊天,來自台灣的朋友最口沒遮攔,動不動就拉扯到女性身體曲線上,令我好不尷尬,自己是座中唯一的女性,想反擊,卻無力,不反擊又覺得對不住眾姐妹,有次香港的朋友看不順眼,點了我的死穴,說:「嘿,你是學女性研究的呀!」 

女性身分之外,我還背負一個種族的身份,事關班上只有我一個是亞洲人,而英國人在心底其實是自視很高的民族,那個說不剃腳毛的女子,就似乎不怎麼把我放在眼內,放學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前,她越我而過,招呼也不打一聲,我當時好不氣憤,怎麼讀女性主義的人這樣不講姐妹情?我也明擺著不理她,隔了段日子她竟然主動和我說話,氣才算下了點。 

半通半透中,有時會看到曙光。那年我住在閣樓,入門口要低著頭,否則會撞個正著;門口正對著床,和床對角位置的是我至愛的地方,一個木框窗口,足有一個人高,旁邊放了張書檯。窗外是一棵很高很大的樹,對了它年多,都不知它的身份,婆娑的樹影點影著窗口,秋天時樹葉變黃,夾點點紅,秋意濃,有化不開的閑愁。 

在這間房我度過了年半的時間,讀了不少有關女性主義的理論和文章,當然,有文章是立論偏頗的,卻不乏具創見和視野的思維,對當時的我是如雷貫頂,直插靈魂,其中有論到普羅小說如何將羅曼蒂克總是塑造成男女間的事,把同性之間可以擦出的火花抹殺,以及我們的歷史書如何總是從男性角度書寫,在汪洋歷史之中只講男性在意的皇朝興衰、戰爭成敗,把女性思維和活動擯棄在外等。

想到女性以至人在社會的身份制約,於是想到自己可以走出捆綁規範,覓到自由的天地,內心竟泛起喜悅,覺得自己開悟一般,禁不住把書拋下,繞著狹小的房間踱起步來。 

七八年過去了,半透半明已經換成小透大明了,女性身份的迷思仍有來襲的時候,但清爽自在的肯定,我知道是我的呼喚。那個閣樓,窗內開悟的喜悅,窗外貼上的四季風景,早已掩映在光陰下,遺落在倥傯中,偶然翻開,才驚覺曾有久遠曾有喜悅,亦照見了今日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