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女人愛的故事

 我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思艾利斯認識她。我們在同一間語言學校就讀﹐彼此最談得攏 , 慢慢成了好朋友。她是美國人﹐看上去三十出頭﹐但近看﹐眼角稠密的皺紋透露了她風霜的歲月。她在日本和德國生活過多年﹐以教授英文維生﹐兩年前回到美國進修﹐讀宗教學﹐在學時認識了來自阿根廷的現男友。本希望男友在美國找到工作﹐一起在美國生活。奈何男友在美國找了一年工作﹐都沒結果﹐只好回到阿根廷。於是她亦跟了他來到阿根廷。

在阿根廷找工作亦不容易﹐ 2004 年的失業率估計為 15% ﹐還好﹐她的男人回國後不久﹐即在一間小型公司謀到一份職﹐工作雖然沉悶﹐但掙來的錢總算夠生活。他們租了一個地方住﹐我去探望過他們﹐約三百平方呎﹐有一個大廳和廚房﹐沒有睡房﹐廳的後半部放了一個大木架﹐木架後便成了睡房﹐廳中的主要傢私是一張擺了手提電腦的桌子﹐旁邊圍了兩張可折疊椅子﹐對面牆擺了一張放電視的木几﹐「電視壞了﹐我們亦懶得理﹐反正這個地方是租的。」 她說。

她來到阿根廷﹐全職投入做的事便是在語言學校學西班牙文。每日早上便去上堂﹐下午回家休息讀書﹐男友是意大利移民﹐熱愛烹飪﹐做牛排和意大利粉特美味﹐放工回家﹐多累都會入廚做飯。「我不懂做飯﹐飯都是他做的。」週六週日她就和他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吃吃聊聊﹐或到處走走。

在決定來阿根廷之前﹐她曾想過回到日本教書﹐但她選了來阿根廷﹐因為她愛這個男人和新的生活 – 我見過她的男人﹐很高大﹐頭髮曲卷﹐近前額的位置有點稀疏﹐不帥﹐但人似挺老實的。她對於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遇到的新鮮事感到很雀躍﹐例如她去參加男友家人朋友的燒烤聚會﹐「他們吃的肉份量驚人﹐可以一次過把一隻牛那麼多的肉吃掉。」她說。地方不同﹐生活習俗亦不同﹐「我拿衣服去店鋪乾洗﹐說是三日可以回來拿﹐每次去都說未準備好﹐結果一個星期才可以把衣服拿回來。那可慘啦﹐令到我不夠衣服替換。」「這裡的巴士路線混亂﹐不是當地人很難使用﹐而且往往要在巴士站乾等。」 即使是苦事﹐因為新鮮﹐亦變得無所謂了。

為了賺點錢﹐她申請在當地英文學校教書﹐一個鐘頭賺六美金﹐人工很低﹐還因為學校離住的地方遠﹐非要轉兩回車不可﹐而且教學材料還要自己掏錢準備﹐「這裡的僱主不懂尊重員工。」她和學校議論﹐最後學校答應津貼她的車費。

他們在阿根廷生活了半年後﹐男人決定再度離鄉別井﹐因為他為了去美國讀書﹐向銀行和家人借下債﹐但他在阿根廷賺的人工根本不夠他還債。在這個國家﹐沒有人不想離開的﹐他對我說。他說阿根廷沒有希望﹐這裡貪污﹐政治腐敗﹐整個國家上下一心謀私利……他決定去倫敦找工作做 – 去倫敦是因為他讀金融﹐有較大機會找到工作。

未離開前﹐他已不斷發信求職﹐但沒有任何回音﹐他立下主意﹐放下一切去倫敦試試。他離開了阿根廷﹐同月她亦離開了阿根廷回到美國等消息。她來信說﹐一旦他安定下來﹐她會去倫敦﹐但因為她是外國人將會很難在當地找到工作﹐除非有日他在當地定居而他們結為夫婦﹐但對於結婚﹐她還未準備好。

想念他﹐恨不得早點過去。很多事不去想了。她說。

他到了倫敦個半月後﹐找到了一份臨時工。她飛了過去和他會合。她來信說﹐倫敦正值夏天﹐天氣比她想像中好﹐她現時沒什麼錢﹐兩個人的未來亦不知如何﹐但他們都活得很開心﹐她享受逛倫敦的免費博物館﹐公園﹐街道……「我真的過得很開心。」

在她到倫敦後的兩個月﹐就發生了倫敦恐怖襲擊。「那天我的男人遲了上班﹐所以沒事﹐至於我﹐因為無業﹐不用搭車上班﹐總算避過一場災劫。無業也是福。」

秘魯的一飲料一食物

在秘魯有一飲料一食物最得我心。先說飲料。

可口可樂橫掃全球﹐即使在最窮的地方亦有機會喝到。猶記幾年前去到全球最窮的國家之一尼日爾﹐在首都 Niamey 走累了﹐路邊有間用木搭起的簡陋小商店﹐賣的就有玻璃樽裝可口可樂。我買了一支解渴﹐當時想﹕多奇﹐在人生這一刻竟然來到非洲這個窮角落﹐陽光下 , 喝著可口可樂。

時光荏苒﹐身處秘魯北部城市 Trujillo 的一間咖啡館﹐喝著 Inka Kola ﹐有說不出的感覺﹐多年前喝口樂的一幕又回到腦際。眼前這樽清黃色的飲料﹐同樣叫可樂﹐但此可樂可不是彼可樂﹐它是秘魯人引以為榮的全國飲料﹐風行全國﹐唯秘魯獨有。

初看這飲料的顏色﹐黃澄澄的﹐太「化學」了吧﹐飲下卻是滿心歡喜﹐因為它有蘇打水的甜味﹐小時候在廣州常飲一種叫「沙士」 的汽水﹐就是這種味道﹐不過﹐「沙士」是黑色﹐ Inka Kola 卻是鮮黃色 — 其實「沙士」是不是這種味道﹐我已經不太肯定﹐但童年的烙印拼湊著顏色和味道﹐那回憶是自自然然的。

我喜歡 Inka Kola 還有一個主觀人為因素﹕它可以擊敗可口可樂﹐成為這個地方的冠軍飲品﹗我對它的歡喜添了一層。 Inka Kola 在一九三九五年由當時住在秘魯首都利馬的一個英國移民家族發明﹐自此在當地落地生根﹐成為深受全國上下歡迎的飲料﹐連全球的霸王飲料可口可樂亦被比下去。

我每次在秘魯去餐廳都點 Inka Kola ﹐因為我知道出了秘魯﹐就很難再飲到。人生很多東西都是只此一次﹐過去了就追不回來。的確﹐此後我只在鄰國玻利維亞的商店和 Inka Kola 有過唯一一次打照面的機會。

但我的主觀歡喜很快就消失﹐因為我後來聽說﹐ Inka Kola 已經在一九九九年被可口可樂收購﹐現時的 Inka Kola 是由可口可樂公司和發明 Inka Kola 的家族公司組成的聯合公司擁有。我有點失望﹐當今之世﹐環球大企業似乎無堅不摧﹐無利不割。

魚生

到過秘魯才知道吃魚生並非日本獨有﹐秘魯的魚生絕對是當地的名菜及家常菜﹐不過﹐做法和吃法和日本的完全不同。這道名菜叫 Cebiche, 傳統的做法是用檸檬加鹽﹑辣椒和蒜將魚生腌泡﹐檸檬的作用最大﹐既用來結合鹽的力量來阻止微生物的滋生﹐亦令魚組織鬆軟﹐容易進食。這種食物在沿海地區特別有名﹐有專門餐廳炮製這類食物。我在北部沿海城市 Trujillo 就在當地人引薦下去到一間專吃 Cebiche 的餐廳 (Cebicheria) 。

那裡有十幾種魚生供選擇﹐如果不喜歡魚﹐可揀選其他海鮮﹐例如龍蝦﹑大蝦﹑魷魚。無論是魚還是其他海鮮﹐都炮製得很夠辣。我選了吃魚﹐菜到了﹐但見魚片盛在滿是佐料的湯中﹐還有一支玉米棒助吃﹐魚的質感又滑又爽﹐味道酸辣﹐吃完之後﹐滿頭大汗﹐感覺極似剛吃完一碗頂呱呱的魚生酸辣粉。

陪我一起吃 Cebiche 的是一對來自首都利馬的情侶﹐十分好客開朗﹐路上萍水相逢﹐由他們帶我來這間餐廳吃的。記得那個女的永遠在笑﹐說小小說話﹐就可以把她逗得樂半天﹐還未遇到過比她更開心的人。想起秘魯的 Cebiche ﹐總會想起她。

南美騙術

在一趟旅程兩度被劫/偷去貴重東西﹐連護照都失去﹐幾乎因此有家歸不得﹐雖是倒霉透頂﹐但總算嚐過什麼是旅途崎嶇﹐亦算體會到何謂高超的騙術。那是2004年11月。 

第一度被劫 

我和朋友來到玻利維亞的文化歷史古城Sucre﹐由於對前程有分歧﹐大家同意分道揚鑣一個星期﹐然後在阿根廷和玻利維亞的邊境會合。我一個人經Potosi﹐十九世紀的掘金繁榮地﹐前往沙漠鹽地Salare de Uruyi。那時我已展開南美的旅程三個星期﹐一路上都沒遇到大問題。 

由Sucre去Potosi的路是高低起伏的沙漠高地﹐大部份路段是石子路﹐沒有瀝青或石屎﹐我搭的是公車﹐座椅窄﹐車子破舊﹐路上﹐人車不停搖晃。車內空氣悶熱﹐想打開窗戶﹐塵土馬上飛揚而入﹐忙不迭要把窗關上。再加上海拔三千五百多米﹐呼吸困難﹐那段五個小時的車程﹐是連場的「煎熬」。 

車到了Potosi﹐在路邊停了下來﹐停的地方不是巴士站﹐見到所有人都下了車﹐我只好跟著下。有一輛像出租的士的車輛停在前面﹐我不肯定它是否的士﹐所以沒移前﹐剛好有一輛的士在前面經過﹐沒細看就把它截停了。的士司機猛催我上車﹐我上了車才後悔﹐這是一部殘破得不能再殘破的的士﹐連門製都脫了﹐座位用一塊臟毛巾蓋著﹐有半截地方沒蓋好﹐露出下面的髒和爛。還未回神﹐便聽到一輪兇惡的說話機關槍似的掃過來﹐抬頭﹐竟看到那部我沒有上的車的司機亮出一把巴掌大的利刀向著我和我的的士司機叫囂﹐顯然是罵他搶了客。我嚇得呆了﹐我的司機嘀咕著加大馬力迅速把車開走。 

車行處﹐建築物陰陰森森﹐黑沉破舊﹐蕭瑟的氣氛撲面而來﹐我不寒而栗。 Potosi在十九世紀吸曾經盛極一時﹐只因這裡發現很多金礦﹐吸引無數人來此掘金﹐但因此而死在礦場的人亦不計其數﹐當中包括被賣過來做苦工的非洲黑人。大概這些孤魂歷經一世紀還是陰魂無處安息吧。 

翌日我一早去到車站﹐只求趕快離開這個陰森的城市。買了的車票要三個小時後才開車﹐賣票的地方只是間小屋﹐職員和閒雜人等都擠在裡面﹐外面就是大馬路﹐烈日當空﹐我費煞思量在哪裡找個地方歇歇。兩個街口外有兩三棵樹﹐於是我走過去﹐把背著的大背囊傍著樹放下﹐再把我的隨身小背囊放在大背囊上。慢慢身邊聚了很多人﹐都拿著一袋袋貨物﹐在等貨車來拉貨。這時﹐一個穿筆挺襯衫的男人在我身旁﹐拿出電話和朋友通話﹐然後轉身問我時間﹐我不為意﹐遞過手給他看我的手錶。 

隔不了多久﹐一個女人捧著一個竹籃在附近兜售針線用品﹐突然我聽到硬物落地的聲音﹐轉頭看是一塊硬幣掉了在地上﹐那個問我時間的男人指著硬幣又指指那個賣針線的女人﹐口中說些什麼﹐我不明白﹐估量著﹕要我把錢拾給這個女人嗎﹖還是要我……遲疑之間﹐我彎身拾起硬幣﹐遞給那個女人﹐就在我把錢幣遞給她的半途﹐我驚覺我的視線離開我的行囊已經好長一段時間﹐壞了﹐我上當了﹐我轉身﹐果然那個原本放我小背囊的地方空空如也﹐只有我的大背囊仍在。 

我追出去路中心﹐一個男人把我指向右面﹐車和人構成的茫茫世界﹐又怎會有我的小背囊踪影呢﹖我的小背囊有我的相機﹑錢包﹐還有我的銀行資料及筆記本…… 

我頹然走回我的大背囊處﹐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女人用西班牙文跟我說行李要隨身之類的話﹐其餘目睹事件的人沒一個人發聲﹐好像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不知道﹐我覺得四周沉寂得可怕。 

我在抉擇回頭去找我的朋友﹐還是繼續前程。我選擇了後者﹕如果這不是對那班無良賊人的宣示﹐至少是對四周沉默的一種宣戰。 

在車開動前﹐我從窗口看見那個目睹我失去小背囊的賣針線的婦人﹐她正在車窗下兜售針線﹐她朝上望到我﹐我看進她的眼睛﹐那裡什麼表情都沒有﹐沒有悲﹐沒有喜﹐沒有同情﹐什麼也沒有。一股寒意襲上心頭。 

我只想盡快離開這個城市和這個國家。 

第二度遇劫 

阿根廷是南美相對安全的地方﹐離開玻利維亞進入阿國﹐我的心情立時輕鬆下來。在阿根廷停留了個多月都沒問題﹐來到釀酒聖地MENDOZA時﹐更是防備的心全鬆懈下來。到步後的第二日﹐我和朋友在一條步行道上散步﹐當天驕陽似火﹐我把證件放了在背囊﹐沒有纏腰包。走了沒幾步﹐突然發覺背後有異樣﹐回頭竟見到我的衣服後面流著一道黃色液體﹐連背著的背囊亦中了招。我初以為是從樹上掉下來的雀糞﹐但那種味道很似芥醬味﹐而且哪有雀糞可以把身後全撒滿的﹖我很怒火﹐認定一定是這裡的人對亞洲人有歧視﹐向我身上淋芥醬。 

我走到一旁﹐把背囊除下清潔﹐然後開始清理我身上的芥醬﹐怎搞的﹐連褲子都有﹗我的朋友忙在旁幫我﹐我猛然想起我的小背囊﹐我沒有背著它﹐我把它交給朋友了嗎﹖見他身上沒有﹐我馬上叫了出來﹐「哎﹐我又上當了!」﹐我記起為清理衣褲﹐把它放在一旁﹐如今當然不見了。今次可慘了﹐因為我的背囊有護照﹐我的護照被偷了﹐回家的路將注定崎嶇滿途。 

後來我因為遺失了護照要去紐西蘭著阿根廷領事館辦過境簽證﹐那個助理領事和我聊天時提到﹐她的叔叔來探他﹐同樣給人噴芥醬﹐他已經察覺不妥﹐盡力護著銀包﹐但最終還是整個銀包給偷了。 

我和當地人講起我的經驗﹐他們一點都不感意外﹐「我們都知這伎倆﹐只有遊客不知﹐他們什麼都噴﹐芥醬固然噴﹐番茄醬亦噴。」 

我被偷去小背囊後﹐不甘心﹐走去當地報社﹐要求見記者把經歷公諸於世﹐竟然獲得接見﹐並影了張相﹐登在翌日的警察欄。雖然經過曝光後我仍然找不回我的證件和背囊﹐但至少在這裡有人理我-在玻利維亞被劫後我有的是什麼也不是的眼神。

旅行是為了解和快樂

去年底我在南美旅行﹐在阿根廷認識了一位朋友﹐我們一起逛書店。我買了一本關於阿根廷貝隆夫人的自傳﹐言談間我們的話題轉到總統貝隆身上﹐我的朋友說﹐你知道嗎﹐他同情納粹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阿根廷因此接收了很多在逃的納粹份子。

幾日後﹐我由阿根廷去到智利﹐在南部重鎮Punta Arenas落腳。有日﹐我在一間餐廳吃飯﹐見到走進三個彪形大漢﹐剃光了頭﹐臂上有紋身﹐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嘩﹐好像銀幕上的納粹份子﹐疑幻似真的電影有時可以和現實貼得那麼緊。他們選了我旁邊的空桌坐下﹐一坐下便點了好幾支啤酒喝﹐一邊用德文大聲交談﹐並且抽起煙來﹐把我的眼和鼻子薰得夠嗆的。

他們點的菜來了﹐是大盤的薯條和肉扒。我和朋友走出餐廳時﹐大家不約而同說出心中感覺﹕一定是納粹份子無疑。

我想起我的朋友在書店對我說的一段話﹐突然很想知道南美和納粹的關係。我決定找有關資料看。原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很多納粹份子逃了去南美﹐主要是阿根廷﹑巴拉圭﹑智利和巴西。阿根廷當時的總統是貝隆﹐因為軍人出身﹐他有一份高漲的愛國主義情緒﹐因此對納粹德國的國粹主意寄予同情﹐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收留了不少潛逃的納粹份子。當時智利的總統為皮諾切﹐亦是軍人執政﹐同樣對納粹同情﹐亦接收了不少納粹份子﹐類似的情況發生在巴西和巴拉圭。

在智利有很多德國移民﹐我在智利住的第一間青年旅舍的主人是一對夫婦﹐女的就是德國人﹔而在中部湖區﹐特多德國人﹐例如Valdivia﹑Puerto Varas,這些鎮都是德國移民聚居地。當然﹐現時在智利居住的德國人並非全是納粹後裔﹐早在二十世紀末德國人就開始移民智利﹐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逃到智利的納粹份子確實不少﹐但數目多少就無從計算了。

在阿根廷方面﹐阿根廷記者Uki Goni 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書﹐名為《The Real Odessa: Smuggling the Nazis to Peron’s Argentina》﹐首次記載總統貝隆在位期間(1946-55) 如何幫助納粹份子潛逃到阿根廷﹐Uki發現期間他的國家至少接收了近300個納粹戰犯。阿根廷政府甚至在二次大戰期間發出一道指令﹐禁止逃避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在阿根廷尋求避難, 這道指令因為Uki的報導及公眾壓力被曝光﹐在今年六月正式被廢除。

另外﹐據估戰後有4,000名納粹份子逃到巴拉圭﹐1500名納粹份子逃到巴西﹐包括惡名昭著的納粹醫生Joseph Mengel, 他被稱為「死亡天使」﹐在集中營殺人如麻﹐把猶太俘虜當老鼠來擋割﹐先後在阿根廷和巴拉圭匿藏﹐最後二十年住在巴西﹐死在當地。

這些點滴歷史在我回港後幾乎忘了﹐直至今年初從電視聽到一則新聞﹕阿根廷逮捕了一個納粹份子Paul Schäfer﹐這個年屆八十四歲的納粹份子在智利南部劃地為營﹐成立教派「Colonia Dignidad」﹐被揭發利用其派系領袖地位侵犯兒童﹐並且在智利獨裁統治者皮諾切1973-1990統治期間﹐協助政府虐待異見份子。他在智利回復民主後被通緝﹐直至今年三月才在阿根廷被捕﹐被遣送回智利受審。

聽完這段新聞﹐我的旅行記憶全回來了﹐我看到了新聞以外的東西﹕為什麼Paul Schäfer選擇在智利設立他的教派﹐為甚麼他的罪行是在皮諾切統治時期犯下﹐最後為甚麼他逃到阿根廷和巴西……

旅行記憶甚至和我的生活交疊。

最近和朋友一起建造了一個語言交換的網站﹐有日醒來﹐查看網上留言﹐把我嚇了一大跳﹐有個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人自稱是納粹份子﹐寫下了大堆種族主義的說話﹐髒話滿紙。我忙不迭把留言刪掉。驚魂甫定後是一種了然﹕他來自阿根廷不無其因。

同時我又有點不明白﹐我在思考一個問題﹕有了這樣一個了解﹐對於我﹐意義何在﹖不就是對世界和身邊發生的事多了點了解嗎﹖

但「了解」本身不就是價值嗎﹖﹗我們因為了解﹐所以對事情脈絡有洞悉﹐有了此洞悉﹐即使世間多混沌﹐也看到一線清明。了解過後是一種安然和喜悅﹐無論多麼短暫。

旅行正正開啟了一個認知的過程﹐帶領我們去求得對世象的了解﹐從中找到這種安然和喜悅。

我想起一個西班牙朋友告訴我的故事。我的朋友現在大概三十歲﹐在他十七八歲時騎電單車﹐發生交通意外﹐導致膝蓋有事﹐稍為走遠一點路﹐都會痛﹐他很想背起背囊週游列國﹐但因為一次意外他的夢想落空了。生活中平常人會做的事﹐例如做劇烈運動﹐他都沒法做。他為此自怨自艾過﹐但有日他和朋友聊天﹐突然有種「了解」。他說在那一刻他突然明白到世事的來龍去脈﹐一切自有其因﹐他接納了他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他說那真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他當晚上床睡覺時因為快樂﹐不斷在自己對自己笑﹐不能自已。

我朋友口中的「了解」可能已是一種開悟﹐我可以想像他為甚麼稱之為他一生中最快樂時刻﹐因為開悟畢竟是難得的人生境界﹐有之能不快樂﹖但退而求其次﹐能獲得對事物的「了解」﹐雖然不至於是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但至少也是一種喜悅。旅行給了我「了解」的可能﹐給了我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