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聖山谷遇上她 -厄瓜多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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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厄瓜多爾最南省份Loja﹐有一個地方叫“Vilcabamba Valley”﹐Vilcabamba是印加語﹐意為神聖。別小看這個隱蔽在山中的「神聖山谷」﹐它兼具古代和現代的傳奇。 話說印加皇朝被西班牙人消滅後﹐皇朝君主Manco Inca領導反抗運動﹐遭遇失敗﹐於1536年逃到道路不通的「神聖山谷」﹐建起山城﹐繼續領導對西班牙人的反抗運動﹐卻不幸在入谷後八年﹐被受他款待的西班牙逃犯出賣遭殺害。Manco Inca死後﹐在「神聖山谷」的印加遗朝延續了二十六年﹐才被西班牙人摧毀。 

「神聖山谷」見證了印加人由輝煌走到末路﹐與命運對抗的歷史﹐亦見證了歷史的血腥與人事的叛逆﹐弔詭的是这个世外桃園般的山谷竟是這种种浩劫争夺的發生场所。可能因此之故﹐這個山谷被說成神秘不可測﹐吸引不少浪者在此停留。

這裡的旅店命名很體現了一點這種氛圍﹐有間旅店就叫Secret Garden。 我來到「神聖山谷」﹐神秘感倒不大有﹐反實實在在覺得這是一片淨土﹐有與世無爭的寧靜﹐入村的路兩旁種植了一棵連一棵的樹花﹐花香樹影從人家的院子飄入眼帘﹐沿路花色和山嶺掩映出無限暖意和嫵媚。在一個貧窮之國﹐這裡真的似世外桃園﹕這裡的居民很多都活超過一百歲﹐吸引不少科學家前來研究。 

就是在這樣一個世外桃園般的地方﹐我碰到了一位「世外高人」﹐我的西班牙文老師Tenya。 

Tenya來自西班牙﹐大學時期去德國攻讀德文﹐之後四處旅行和生活﹐體會到世界的貧富是如何懸殊﹐滿腔憤怒﹐從此身體力行﹐決定去落後國家生活。「我覺得富裕國家的過度消費是不對的﹐太過份了﹐世界其他地方有多少人沒得吃沒得住﹐我不想同流合污﹐寧願在這裡工作,交稅給當地政府﹐而不是我在歐洲的政府。」 她很執著﹕「我覺得如果我還住在西方國家是Morally Wrong的。」

於是她選擇來到南美工作﹐教西班牙文。我遇到她時﹐她已經在厄瓜多爾教了四年書﹐剛由其他地方搬到這個山谷居住和工作。她住在一個農場上﹐不教書的時間﹐便務農, 培糞﹑施肥﹑播種﹑收割﹐樣樣都幹。 

一個對道德這樣執著的人﹐她對教學同樣有份執著。第一天上完課﹐她對我說﹐明天我會準備得好好來上課的﹐今天是第一天﹐我不知您的情況﹐沒法好好準備﹐請原諒。在南美讀過不下五六間學校﹐她是第一個老師對我講這樣的說話。我說我想讀西文詩﹐於是她找來詩人Anotonio Muchado的一首詩和我一起研讀﹕
 
Caminante
Caminante, son tus huellas
el camino, y nada mas;
Caminante, no hay camino;
se hace el camino al andar.
Al andar se hace camino
Y al volver la vista atras
se ve la senda que nunca
se ha de volver a pisar.
Caminante, no hay camino,
si no estelas en la mar.

行者 
行者﹐你的足印就是你走的路﹐

沒多沒少 
行者﹐沒有路﹐

路形成於你行之時。 
因行﹐路成﹐

當你回首﹐ 
你望見你不會再走的路﹐

行者﹐沒有路 
僅有大海泡沫的一條路徑

她問我﹕「你會留多少天﹖」「四天。」「我好想和你一起多讀幾篇詩。」「我也是。」

我每日跟她上三小时的堂,她的专注令上堂时间如水般滑过﹐轉眼就過去。

臨走時﹐她给我影印了好几页安徒生童话故事﹐讓我在旅途上阅读。

告別時﹐她說離學校半哩路有個地方可以書換書﹐她現在就去那裡﹐我目送她的背影離去﹔她的頭像禾稈草似的一大把綑在腦後﹐一條長的浪人款的布裙繫在半身﹐踢著一對涼鞋﹐背著一个麻布背囊。她有壮健的行者身影。

五城六校故事 – 南美學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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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Quito

不想旅程行色匆匆﹐決定揀幾個城市停下來﹐一邊學語言﹐一邊了解當地的文化習俗﹐如此這般﹐我在南美三個國家五個城市六間學校讀過西班牙文﹐遇到的事情令我驚嘆連連。
 

您可能不知﹐在南美有一個國家漸成為外國人學西班牙文的聖地﹐那就是厄瓜多爾。為什麼是厄瓜多爾﹖一是當地人講的西班牙文很清楚﹐容易學習和聆聽﹐二是當地學費廉宜﹐一個鐘頭的私人授課不過五六美金﹐相比於在西班牙正規學校動輒要十幾美金﹐這裡的學費著實便宜。
 
因此﹐在首都Quito的旅遊區﹐除了提供遊客服務的酒店﹑商店﹑餐廳﹑網吧林立外﹐亦有不少語言學校散落其間。我在南美入讀的首間語言學校就是座落在這區。我選的是每日四小時的私人課﹐還以為會有至少兩位老師負責﹐結果是由一個男老師由頭教到尾。四個小時的一對一教授﹐可以想像﹐無論是對老師還是學生﹐該有多累。不過﹐在這裡有辦法﹐就是偷工減料。四個小時的課老師把一半時間安排作課外活動﹐例如去博物館﹐上了兩個小時的堂﹐他就和我坐公車去博物館﹐到了博物館﹐有專人用西班牙文講解﹐我的西班牙文水平那時只夠跟人打招呼﹐於是我跟著眾人聽講解﹐如墮五里霧﹔老師則跟在旁邊﹐閑散著。
 
另一日﹐男老師帶我在週圍的街道走﹔再另一日則是參觀附近的市場﹐這些活動其實就是課外活動﹐在正常的語言學校會安排給學生﹐但一定不納入課內時間。換言之﹐我雖然付四個小時的私人教授課﹐卻實際每日只上兩個小時的堂。在這個學校待了一個星期後我就懷著失望之情走了。
 
我滿心希望下一間語言學校會好些﹐結果……
 
我的下一个老師亦是位男老師﹐老實說﹐從未遇到一個老師像他那樣糟的。我的上一個老師雖然是懶﹐但他教書的時候還是認真的﹐但這位男老師﹐卻是又懶又不認真。他可以一面教﹐一面肆無忌憚地打呵欠﹐而且是呵欠連連。更「妙」的是﹐當有同事或朋友在面前經過時﹐他總會適時知道﹐及時地和他們打招呼微笑﹐每一次﹐我都驚訝於他的一眼關七及他低得不能再低的精神集中度。奇怪的是﹐他不認為自己有問題﹐當我急不及待要離開學校時﹐他還要我在他的紀念冊上留言﹐要我把他推薦給其他學生。世上竟有這樣不自知的人﹗
 
城市﹕Sucre
 
我報讀的下一間學校在玻利維亞的歷史文化古城Sucre。Sucre處海拔三千幾米﹐南美最古老的大學之一便設在這裡﹐這裡還是玻利維亞獨立革命的發源地。在這裡有一兩間語言學校﹐吸引不少外國人前來學習。
 
我因為選了私人教授﹐被安排在下午上堂﹐老師是個長髮女子﹐戴黑框眼鏡﹐看上去不到三十﹐交談之下﹐才知道她已為人母﹐不過她從不提及她的丈夫﹐只說一個人照顧孩子﹐課餘在母親經營的旅館幫手。
 
她上堂時表現的玩髮絕技﹐令我嘆為觀止。她上課時可以一邊講﹐一邊不停地用手玩弄她垂至胸前的頭髮﹐有時﹐一雙眼就這樣緊盯著髮梢不放過﹐口繼續動著﹐我覺得她是和她的頭髮說話﹐而不是和我說話。
 
她後來對我說﹐她自小手就要動過不停﹐不是玩這就是玩那﹐不知是否她亦自覺不好意思﹐要向我說明一下。
 
我不禁推算﹐大概地方落後﹐專業這回事真的很難求﹐阿根廷始終較富裕﹐大概學校的專業性會強些吧。我寄望在阿根廷的讀書經驗會好些。
 
城市﹕Cordoba
 
離開玻利維亞﹐我去到阿根廷的第二大城市Cordoba。雖然號稱為第二大城市﹐但城市其實很小。我在網上看到那裡有一間語言學校﹐自稱每年有學生幾百人﹐課外活動豐富﹐一個人在途上久了﹐很渴望有些團體活動﹐所以向這間學校報讀﹐而且申明想上團體課。學校回信說會儘量安排。去到學校﹐發覺學生可能有上百人﹐不過卻是來學電腦和英語的學生﹐事關這間學校並非專注於西班牙文教學﹐教外國人學西班牙文只是其中一個領域﹐而且選擇來Cordoba學西班牙文的外國人實在不多﹐我在學校的那個星期﹐我是唯一一個西班牙語學生。我的團體生活夢自然成泡影。
 
我要求有課外活動﹐老師說﹐我只學習一個星期﹐每日兩個鐘頭﹐還要從中抽時間做課外活動﹐恐怕時間不敷使用﹐我說那好吧﹐其實心裡想﹐課外活動不是在課外進行的嗎﹖我沒有力爭﹐因為我知道這間學校只有我一個外國學生﹐根本不會搞什麼課外活動﹐學校網站說每星期有這有那的課外活動﹐說得美妙動聽﹐不過是配合虛擬世界說說而已。
 
於是我想﹐下一站是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有過輝煌的過去﹐人文氣息濃厚﹐應該找到一間較專業的學校吧﹖
 
城市﹕布宜諾斯艾利斯
 
因為網上有不少人推薦﹐我選了一間規模較小的學校就讀。學校設在一座大廈的一個單位﹐只有兩間課室。我參加的是集體課﹐被分派教我的是一個個子小的女老師。上課時間定在早上八時半﹐我的女老師會煮茶﹐上網﹐吃餅乾﹐說等另一個常遲到的同學﹐蹉跎至九點以後才願意步入教室﹐堂上一個一個練習給你做﹐然後給你答案﹐有問題﹐她會解析一下。本該小休十五分鐘﹐她會延至一個鐘﹐才施施然回到教室。結果四個小時的堂我上了兩個小時不夠﹐而且上了﹐亦得益不多。
 
這間學校的問題是﹐主持人只是兼職管理學校﹐未上班前會回來學校一陣子﹐之後就會人去樓空。沒有監察制度﹐沒有專業管理﹐學生上完堂﹐亦沒有填一份老師表現評核﹐但他們的網址和Cordoba的學校一樣做得非常專業﹐把學校描寫得專業認真﹐管理一流。網上世界的虛擬有時真夠虛擬的。
 
我在想﹐會不會有天這裡的人做事認真點﹐國家的前途會好點﹖
 
都說南美的人懶﹐我不敢一竹篙打一船人﹐但從在校老師的表現﹐我實在提不出反對的聲音。在這裡﹐我其實沒有提一間我讀過的學校﹐它在厄瓜多爾南部一個山谷﹐規模很小﹐但教我的老師表現得很專業﹐偏偏她不是當地人﹐她是來自西班牙的。我因為有另文提到這個老師﹐所以這裡不贅述。
 
我在Cordoba時和一個阿根廷家庭同住﹐女主人的爸爸在一間醫院當院長﹐她說他的爸爸在當院長的幾年間頭髮都白了﹐因為醫院要管理的事千奇百怪﹐令他疲於奔命﹐例如員工會私下偷醫院的東西﹐甚麼都偷﹐包括做護士的偷針筒和棉花﹐即使張貼告示以為警戒也沒用﹐他的爸爸單是花在阻止偷竊方面的時間就不少﹐更不要提日常醫院的管理。她說﹐在這個國家﹐沒有「公」的概念﹐上有政客名目張膽在貪污﹐把國家的錢財佔為己有﹐下有大夥兒偷偷騙騙﹐把公共財產據為己有。既然沒有公的概念﹐又如何去求專業的服務精神﹖
 
我的這位阿根廷朋友說﹐她的國家的人民需要換血﹐才可能徹底改變國家的命運。
 
附﹕南美學西班牙文貼士
 
1.        厄瓜多爾是南美學西班牙文最好的國家之一﹐便宜之外﹐當地人講西語亦清楚標準﹐而且有不少學校供選擇。住在當地人家中﹐包早午晚餐﹐每日亦不過十美金。
2.        厄瓜多爾之外﹐可選秘魯和玻利維亞﹐兩個地方都有不少語言學校﹐其中數秘魯的學校較多和較有規模。
3.        在阿根廷學西班牙文可以享受當地的文化和生活﹐但存有一個大問題﹐就是他們的發音非常「阿根廷式」﹐例如ll兩個字母在一起﹐他們會發類似國語「者」的音 ﹐其他講西語的地方卻是「熱」音﹔文法上亦自成一格﹐例如「你」的變格是Vos﹐而不是西語世界流行的Vous﹐這用法除了阿根廷﹐就只有其鄰國巴拉圭使用。而且阿根廷式的本土用語特別多﹐你在阿根廷學完西班牙文﹐可能在其他講西語的地方很難為人明白。
4.       不要盡信學校的網站﹐最好親自到學校視察才決定報讀。

來自窗下的呼喚

granada spain在西班牙的Granada, 我住在舊區的一幢舊樓。房子高五層﹐建在一條石階斜坡上﹐我住在二樓﹐起居室的一邊有偌大的窗子臨街﹐我常坐在窗臺上﹐看對屋的椰樹﹐看鄰居的攔河﹐看街下走過的男女﹐看拐角處的灰黃街燈﹐特愛天黑之後﹐因為還可以看一輪明月。

窗口足一個人高﹐我整個身子坐在窗臺上﹐赤著的腳也放在上面﹐低頭﹐就見下面走過的人。

我還愛坐在窗臺上吃西班牙香腸Chorizo – 世上最好吃的香腸﹐圓圓的一塊﹐一陣子就把整包消滅掉。

有時傳來特別的聲浪﹐又或有很悅耳的聲音在說話﹐我都會走去窗邊看看。

Raul一定是個在西班牙很普遍的名字﹐我的西班牙語老師就叫Raul。有日﹐我聽到窗下有兩把聲音大叫Raul﹐好像是衝著我住的地方來﹐還沒理清是怎麼回事﹐已經聽到一把男聲從樓上回應﹐他一定就是Raul了吧。原來我住的地方有個叫Raul的男孩﹐他的朋友來找他﹐就這樣放開喉嚨叫上去。

三把聲音就這樣樓上樓下地對講﹐響個不停。最後叫Raul的鄰居落了樓﹐和兩個朋友一起離開。

其實我住的房子有門鈴的﹐但Raul的朋友喜歡直接﹐他們選擇呼喚﹐痛快地﹑親切地叫出朋友的名字。

我兒時住在廣州﹐住的房子亦是臨街,有人來探訪﹐就好像Raul的朋友那樣﹐只在門外大叫﹐認得是朋友的聲音﹐會突突地跑出去應門。萬一沒人回應﹐來訪者才會出最後一道板斧﹐就是拉一下繫在門邊的銅鈴。

時空交錯﹐想不到多少個年頭後在西班牙看到了昔日生活的痕跡。

在一個吵鬧的國家﹐我的生活在拉長

來到西班牙後才發現這是個有趣的民族。

首先﹐從未見過一個民族夜深了還可以這樣張揚。照常理倒垃圾的時間該在清晨或午夜前﹐以免影響眾人睡眠。但在西 班牙﹐倒垃圾的時間卻是在凌晨一至兩點。我住在南部城市Granada的舊城區Albycine﹐街道九彎十八曲﹐全部用石塊鋪成﹐所住房子外有二三十級台階﹐凌晨過後﹐倒垃圾的人出動了﹐他們拖著笨重的有一個人高的垃圾筒走來走去﹐筒和石塊碰撞﹐震耳欲聾﹐石破天驚。除星期日晚﹐一個星期有六晚如是﹐風雨不改。

午夜過後﹐還有鄰居肆無忌憚大播的音樂。鄰居的窗口正對著我的睡房﹐音樂直衝著耳朵而來﹐幸好播的都是好聽的交響樂或佛蘭明哥歌曲﹐讓人聽出耳油。某日﹐可能對方發現鄰居是個亞洲女子﹐怕我不慣這裡的文化﹐在窗口貼了一張紙﹐說如果聲浪太大﹐告訴一聲﹐會改善的。我的心暖暖的。

那是2004年﹐夏天的時間有佛蘭明哥音樂節﹐我聽了其中幾場。有兩三場節目安排在舊城區的一個庭院舉行﹐舉頭是夜空﹐入耳是美樂﹐地點好極了。但其實﹐地點的四面八方都是民居﹐節目說是零時開始﹐但實際上不到一點都未開始﹐佛蘭明哥的唱腔抑揚頓挫﹐聲音時高亢時悲慟﹐加上音響效果﹐不擾民才怪。但節目可以在民居深處進行證明擾民並不是一個問題﹐枉論被人投訴了。此情此景﹐換了是在什麼都要管制的香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西班牙是一個吵鬧的國家﹐其實想深一層﹐這現象並不難解。這個國家的人習慣長的作息時間﹐午飯在下午兩至四點才吃﹐然後小睡一兩個小時﹐即siesta,﹐晚飯十時才吃﹐然後是Party時間。習慣了這樣的作息表﹐在午夜後大播音樂﹐或是倒垃圾﹐又有什麼出奇呢。那段在西班牙的時光﹐和午夜結下了緣﹐整個人的生活節奏全推後拉長了﹐人有種無限的輕飄飄感覺。很嘈鬧﹐很長﹐很享受。

尋找,Tashi Del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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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暗昏黃,懸在喧囂的邊上,你要尋找﹐才能發現「Tashi Deleg」。 它的門口並非開在臨街的位置,找它的人要走過幾米長的暗黑走廊﹐才來到它的門口。如果你在街上走過,非要四處打探才能找到它的存在。找到「Tashi Deleg」的人都是些想尋找﹑需要尋找或不得不尋找的人,所以﹐那裡聚集的是旅者,不是遊客。

「Tashi Deleg」隱蔽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遊客區Thamel,是一間藏族人開的餐廳。「Tashi Deleg」是藏文﹐表示祝福的意思。

十年間,因著不同的理由我三次來到尼泊爾,三次都尋上「Tashi Deleg」,人似乎永遠在尋尋覓覓,有沒完沒了的燥動,「Tashi Deleg」卻似時光的冰河﹐凝結﹐只作冷眼旁觀。

一九九三年第一次來到尼泊爾,在當地認識了幾個旅行的朋友,是他們帶我尋上「Tashi Deleg」的。我們一群人來自五湖四海﹐除香港人﹐還有日本﹑台灣和澳門人﹐在路上萍水相逢﹐就這樣聚上了頭。那天﹐我們幾個人一齊來到「Tashi Deleg」。推開木門,叮咚叮咚咚﹐輕巧的銅鈴﹐聲聲入耳,見到一對上了年紀的藏族夫婦坐在近門口的檯邊 — 他們是老闆和老闆娘,用儂儂藏語自個說家常,客人到了﹐他們忙點頭微笑。

餐廳有點陰暗﹐細小的窗口高高開在兩面牆上﹐室內光線微弱得很﹐幽幽地照著六張赭紅色四方型木檯和有背的木椅﹐每張檯的上方都吊下燈泡﹐用竹罩護著。

老闆女兒站在櫃檯后面收銀,方方的臉上,沒大喜亦沒大憂。

我們選了門邊的位置坐﹐然後嘻嘻哈哈﹐開始講旅遊經﹐講遇到的人和事。至今﹐這些人的面孔都已印象模糊﹐但還是記得那個有點男仔頭的台灣女孩喜歡上那個日本帥哥﹐遇到我們時﹐他們兩人一起同行已兩個星期﹔那個澳門朋友喜歡講他和路上遇到的德國仔的友誼﹐他們一起如何互相扶持征服青藏公路上的高山﹔那班香港朋友醉心攝影﹐講攝影講到眉飛色舞……微弱的光線在他們的故事邊流過﹐在我們那時還年輕的臉孔照過﹐那時的我們﹐都不大知道去路﹐但都很願意去尋﹐去尋些什麼。

尋上了,就會繼續尋,我自此每天都來到「Tashi Deleg」,早午晚餐,總有一餐在這裡吃,侍應、廚師、老闆夫婦,和老闆夫婦的女兒都認得我。每次踏進餐廳,就感覺一團和氣。侍應個子矮小﹐黑黑瘦瘦,他知道我早餐喜歡吃甚麼﹑喝甚麼,每次早上來到,閒話幾句,不用多說﹐早餐很快就會捧上來。侍應能講簡單英文,他說﹐都是從遊客身上自學回來的,一個月不過賺大約300港元,要由早做到晚,但他覺得滿足﹐因為在這個國家很多人連工都沒有。

沒有客人時,印度廚師會走出來坐,和我閑聊。他樣子英偉,膚色黝黑﹐大概二十五六歲左右。他說自己是藏人﹐家人住在印度新德里難民營,早幾十年由西藏逃出去的,他和「Tashi Deleg」的老闆是親戚,所以來「Tashi Deleg」學烹飪,打算學完師就回印度自己開餐館,還有結婚,家人早安排好了。但其實﹐他說﹐還不想結婚,但路既早已由父母鋪排好,他沒有選擇。

在餐廳工作的人都有既定的路要走,沒有選擇是他們的選擇;而來到餐廳的人,偏偏要尋,有選擇,卻不知何去何從。

我在首都加德滿都逗留了一個月,在十二月最寒冷的月份乘公車前往西藏。因為有高山反應,病得半死,頻頻嘔吐﹐連血絲也吐出來。加上高原的冬天異常寒冷﹐直是寒病交迫。病好後,幾經辛苦才買到由拉薩前往尼泊爾邊境路段封路前的最後一班公車。不知怎的﹐路上竟然又病起來,三日的車程,任窗外美景如畫,我連抬頭看一眼的力氣也沒有。人到了尼泊爾境內,身子虛弱得緊要,但心不知緣何卻踏實起來﹐尼泊爾的土地令我心裡踏實。

回到加德滿都,卸下行囊,馬上就來到「Tashi Deleg」,我要回家,「Tashi Deleg」就像我的家。見到餐廳中的朋友,直想哭,他們二話沒說﹐給我端來一大碟炒飯,還有一大壺的中國茶﹐滿面憐愛地對著我笑。

此前此後,再沒有一個地方,給我這樣溫柔入骨的感覺。

離開尼泊爾前一日,印度廚師陪我去市場買茶葉,買了茶葉﹐我們去路邊茶檔喝奶茶﹐看茶檔老闆把圓圓的茶葉粒放入壺中煮﹐水滾了﹐加上奶和糖﹐然後把準備好的茶盛在玻璃杯中遞給我們。於是﹐我們兩人在溫煦的陽光下﹐任嘈雜的人聲車聲在身旁飄過﹐飲著那香滑的山國奶茶。

然後﹐我們走出市中心﹐沿著河邊走一段山路去探廚師的喇嘛朋友﹐正好趕上他們在揉麵粉準備過西藏新年,我嚐了他們準備的糕點﹐因為羊臊味太重﹐我只吃了一小口就停了﹐他們並不介懷﹐屋內一片歡愉。

離開當日,在「Tashi Deleg」吃最後一頓早餐,把身邊剩下的藥留給侍應,告訴他各種藥的療效和服食方法-在尼泊爾藥物昂貴,平民百姓難以負擔,成藥對他們來說彌足珍貴﹔見他歡喜,我亦歡喜;和印度廚師握手言別時,他握住我的手很久很久都沒有放下……

我推開門離開餐廳時﹐不敢回頭﹐走過長長的走廊﹐來到街上﹐再回頭﹐只見到酒廊的一團漆黑。

第二次回來,是過客,因為要去印度所以路過尼泊爾,又尋上「Tashi Deleg」。事隔多年﹐推開門,銅鈴聲依然﹐仍見到老闆和老闆娘笑臉迎人;老闆娘的女兒仍站在櫃檯後收銀﹐記得第一趟尋上「Tashi Deleg」時,老闆女兒就對我說過:她在這國家沒甚麼打算,打理餐廳會是她餘生可做的事﹔果然,十年後她仍在打理餐廳。

他們還會記得我嗎﹖我對他們點頭微笑﹐他們對我報以善意的微笑。安靜﹐沒驚喜。人來人往,我的臉孔已湮沒在人潮中,他們再也認不出那個從西藏病著回來﹐他們給她炒了一大碟炒飯的香港女孩。遺忘,早在預料中。是我的臉孔變了﹐還是他們的記憶煙沒了﹖

餐廳檯椅擺設的位置沒變,餐牌沒變,甚至連價錢亦沒變,我常點的疏菜伴雞腿,仍賣90Rs(約15港元) ﹐但印度廚師已經不在,新來的廚師我只是從廚房細小的窗口看到他穿白衣的朦朧身影﹔那個黑黑瘦瘦的侍應亦已經不在,聽說去了別的餐廳打工。再尋上「Tashi Deleg」﹐我有種無以言喻的失落感。

第三次來到「Tashi Deleg」,是因為一份執迷不悟,明知沒有歷久常新的快樂,明知沒有重溫的美夢,還是再次來到尼泊爾,只為了一個人。本不想來﹐還是來了﹐於是我第三次踏足尼泊爾﹐再尋上「Tashi Deleg」。在這個曾給我家的感覺的地方﹐我聽到了這人對我講的真實﹐心痛得不能再痛。

明知尋不到,為甚麼還要去尋呢?

人在流動,餐廳卻靜止一般,沒過去,沒將來,沒界限。

其實﹐「Tashi Deleg」何嘗不在慢慢變﹐推開門﹐鈴聲依然﹐但我再看不到老闆和老闆娘在門邊對進來的客人點頭微笑﹔那個在櫃檯後收銀的女兒﹐臉上一樣的無大悲亦無大喜﹐卻添上了歲月的痕跡(那歲月在我的臉上劃上怎樣的符號﹖) ﹐她的身旁還多了一個小男孩在腳邊轉。

牆上一直掛著西藏布達拉宮圖片的地方﹐如今換了二零零一年遇害的國王和皇后的合照肖像。一個寧靜的山國,也會發生一場血染皇宮的浩劫。而近年信奉毛澤東主義的武裝游擊份子,發動連串恐怖襲擊,和政府軍爆發激戰,禍及平民,死傷平民不計其數﹐再見的山國﹐令我覺得陌生。

在「Tashi Deleg」的暗黑走廊外﹐遊客熙來攘往﹐餐廳﹑毛衣店﹑奐換店的人﹐大聲在招徠生意﹐本是商業遊客街﹐卻有荷槍實彈﹑戴頭盔的士兵列隊經過﹔軍車在街上駛過﹐開蓬的車頂﹐吐出一支支的機關槍﹐車過處﹐揚起厚厚的灰塵。在繁忙的十字路口﹐固然見到士兵扛著槍在巡邏﹐連通向著名猴子廟的路上都有軍人站崗﹐他們伏在屋頂石屎平臺上﹐槍口對著路面﹐令人不寒而慄。

我們在「Tashi Deleg」吃最後早餐﹐我點了薄餅和草葉茶﹐但我什麼胃口都沒有。我環視四週﹐忽然想念起舊廚師﹑舊侍應﹐如果他們還在﹐那多好。他們如今都在何方﹖安好嗎﹖我曾經按印度廚師給我的難民營地址給他寫過兩封信﹐但都沒回音。時光不願也不能回頭。

他送我走﹐我們一起搭的士去機場﹐他不斷在說話﹐我一路無言﹐到了﹐我們擁抱道別﹐保重﹐我說﹐保重﹐他說。保重﹐就這樣了結了所有的恩怨以及一起有過的今生今世。

歷史猜不透,人生摸不定,歷史在尋,人在尋。或許有天,「Tashi Deleg」也會出走,去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