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了護照之後……可以回家原是如此美好﹗

這不是我第一次在旅行時被偷了護照﹐十年前在尼泊爾旅行時亦發生過一次﹐後果完全不及今次在阿根廷被偷了護照來得嚴重。

尼泊爾離香港近﹐一程飛機就可以抵港﹐只要從中國領事館拿一紙身份證明文件就可以上機。阿根廷可不同﹐離香港千里迢迢﹐非在某地轉機不可﹐而轉機地點不外是美國和西歐。這些發達國家對入境十分嚴﹐沒有護照﹐根本無從過境。 

既是香港人﹐在外地遺失證件後﹐自要找中國領事館。駐阿根廷的中國領事館離市中心非常遠﹐搭火車再搭的士﹐幾經辛苦才去到。把情況告訴接待員後﹐她讓我稍等﹐然後﹐一個年輕的領事出來見我﹐說有關的表格使館沒有﹐需要叫香港方面送過來﹐要我翌日再來。她說﹐香港方面辦事效率高﹐只要我把資料填了﹐香港方面一經核實﹐她這邊就會批出文件。「大概三四天就可以啦。」 

她強調發給我的文件只能讓我回港﹐不是護照﹐「你乘搭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回港吧﹐這間航空公司繞道阿聯酋﹐過境比較容易。」 

我第二天又來到領事館﹐他們給了我一張紙﹐我把資料填好﹐然後回家等消息。三天後文件果然批了﹐我把證件拿在手﹐卻馬上疑慮重重﹐這是一張A4大小的紙﹐亦即是我填資料的紙﹐右角是我的相片﹐上面是我的姓名﹑住址﹑身高﹑國籍﹐下面是一個中文蓋章﹐寫著「中國駐阿根廷領事館」﹔另外在右下角有個方形的印章﹐用很小的中英字說三十天內可進入香港。在印的下面﹐有兩行中文字﹐明言文件持有人是香港居民﹐有返港居留權。 

最重要的資料﹐那個蓋章和表明我是香港居民的字﹐都是中文字﹐如果只看我用英文填的個人資料﹐誰會明白這張紙是什麼來著﹖就是這樣一張大概只有中國人才會明白的身份證明文件﹐中國領事館不僅收取了我三百多元港元﹐還收了我據那位領事說四天是正常時間的加急費﹐我總共付了五百幾港元換取一張外國人看不明的證明文件。 

更滑稽的事還有﹐那個三十天以內入香港境的印章有一欄是簽發人簽名的﹐領事忘了簽名﹐過後多次致電給我﹐要我回領事館讓她補簽﹐結果我千里迢迢又去到老遠的領事館﹐她簽了個中文名﹐沒有銜頭﹐沒有印章說明﹐不是簽了等於沒簽嗎﹖ 

這張紙有多廢﹐只要看跟著發生的事情就知道了。 

既然沒有護照﹐只是拿著這張廢紙﹐休想經歐洲或美洲過境﹐於是我想到在紐西蘭過境。紐西蘭人和善﹐應該好商量吧。於是﹐我拿著中國領使館發的身份証明書去到紐西闌領事館申請過境簽証。 

一如所料﹐使館不肯定我的身份證明書是真確的﹐因為那份文件他們看不明﹐他們要求我向中國領事館申請一封信﹐證明我持有的証件是真確的以及我有權回到香港。在知道求助於中國領事館難比登天的情況下﹐我轉而求助於香港入境事務處﹐但他們說這不是他們的份內事﹐中國領事館比他們高層次﹐始終要由中國領事館出頭﹐於是我只好又找上中國領事館。 

我去到中國領事館﹐那位領事說﹕「這份文件是香港方面設計的﹐我不可能再發別的文件的啦。」她用手提電話致電紐西蘭領事館澄清﹐我在一旁聽﹐她說她是中國領事館的(沒有說她的銜頭)﹐我的身份證明文件“Good for travel”﹐她又給了她的手提電話作聯絡方法—對方會就此信你嗎﹖連使用的電話都是手提電話﹐任何人都可以冒充啦。領事放下電話後﹐對我說﹕「沒事﹐那邊的領事館沒有問題﹐你再找他們吧。」我滿心狐疑。 

我又來到紐西蘭領事館。那位助理領事非常友善﹐她說她的頂頭老闆在中國讀過中文﹐看過那份文件認得出那個蓋章和那兩行很細小的有關我的香港居留權的小字。「沒問題﹐我們可以給你發過境簽証。」原來並不是那個電話發揮作用。不過﹐「我沒選擇﹐要對你落井下石﹐我們的簽証費用很昂貴﹐要一百美金。」 那位助理領事說。對於我﹐即使再貴都願意付﹐我祇想儘快回家。哎﹐如果我還特有特區護照﹐去紐西蘭是毋需簽証的。 

紐西蘭領事館的付款方法一定要現金﹐我因為再沒有多餘的現金﹐助理領事安排倫敦的領事館幫我用信用卡付款。我擔心在紐西蘭過境時有問題﹐助理領事說﹐她會發電郵給關的關員﹐通知他們我的個案﹐我應該不會遇到麻煩。 

相比之下﹐中國領事只關心她忘了簽名會給別的領事取笑—她真的這樣對我說的—我是否可以回到香港並非她關心的事。事實上﹐她推薦我乘搭的馬來西亞航空公司﹐要在兩個月後才有座位﹐她見過我多次﹐從沒有再問我是否訂到了位﹐或我有什麼困難。 

而我拿著同一份文件去到阿根廷出入境事務處﹐亦是寸步難行﹐他們對於這樣一份文件完全摸不著頭腦﹐那位高傲的男職員堅持我所持的文件沒效﹐要看我的新護照﹐「這不行。你的護照呢﹖」「我丟了﹐所以才來這裡申領證件。」「您補了的護照呢﹖」「這就是我補領的文件﹐中國領事館給我發的。」「你是什麼國籍﹖」「香港。」「香港﹖你是中國人。你是共產中國還是台灣中國﹖」對他這黑白分明的劃分﹐我無言以對。他見每個答案都不是他預料中事﹐於是倖倖然去找他的上司去了﹐我坐在那裡足足乾等了半個鐘頭﹐才見他施施然走回來。

他終於給我發了一張離境書。記得他那我的廢紙文件還給我時﹐上有一道油墨﹐令我痛心不已﹐此紙雖廢﹐但沒有了它﹐我是什麼身份都沒有﹐寸步不可移。 

下一步是帶齊所有文件去航空公司買機票及說明情況﹐務求我上機當日及轉機時沒有阻滯。我選的是「智利航空公司」(Lan Chile)﹐經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往紐西蘭的奧克蘭﹐轉搭紐西蘭航空公司直飛香港。和航空公司的職員週旋了很久﹐才找到對口話事的人﹐他們確定我上機沒問題﹐並答應把我的情況通知機場人員。 

本來可以起程回家該是滿心歡喜的﹐但起程那日我是誠惶誠恐。櫃位職員一見我的文件﹐馬上皺眉頭﹐她找人出來幫忙﹐解決不了﹐於是拿著我的文件入內找更高級的領導人。我等了好久﹐才見她和上司一齊出來﹐我又再解釋一番﹐那個上司終於同意我上機。我本寄望「智利航空公司」通知了它在機場的職員﹐但顯然它沒有。算了﹐總算可以上機了。 

在智利聖地亞哥機場轉機時﹐又是一番擔驚受怕﹐臨上機前有人查證件和飛機票﹐糟了﹐又要解釋一番。檢查我證件的是一個年青人﹐他低頭看了我持的證件一眼﹐說﹕「您好。」「您好。」 「您遺失了證件﹐持有紐西蘭的過境簽証﹐是不是﹖」「您怎麼知道的﹖」 我很詫異。「我們一個星期前就接到電郵通知了。你可以走了。」「真謝謝你們。」 原來「智利航空公司」通知了這裡的職員。人生也有驚喜的。 

當飛機抵達奧克蘭機場時﹐是早上四時。我的神經又崩起來﹐唉﹐不知又要折騰多久。我祈求不用經過移民局就可以去到轉機地點。果然如我所願﹐機場有專門通道給過境的旅客。我來到航空公司的轉機櫃位﹐沒有人﹐我按鈴﹐一個男職員走出來﹐看過我的紐西蘭過境簽証﹐竟然一個問題沒問就給我發了登機證。

拿著登機證離開時﹐我的心已經在唱歌。玻璃幕牆外是廣闊的停機坪﹐在飛機翼的後面﹐昇起朝陽﹐金光燦爛﹐。萬水千山﹐我終於可以回家了。

那年讀女性主義

八十年代,女性主義學說開始登入學術殿堂,成為一門供教授的學科,由街頭抗爭至躋身學府成為教學的對象,一方面反映了女性主義戰鬥力的減弱,另一方面卻提供了一個機會給我這樣的人和女性主義拉上一點邊。 

那年為九三年,想去外國讀書,在翻查資料時,見到有間英國大學提供「女性主義」課程,課程是跨學科的,結合了社會學、文學、歷史,對這些學科都有興趣,加上課程大綱說是探究女性主義學說,討論女性身份問題,我當時正在感情路上迷惘,對於兩性關係有說不出的滋味,看到這些字,怦然心動。 

當時英國僅有兩間大學提供女性研究的課程,我選擇的是南部一間大學﹐離倫敦兩個多小時火車。懷著忐忑的心情,我到了學校。忐忑是因為對女性主義的學說幾乎一無所知,並非甚麼女性主義者,不知同學老師是何方神聖,會否都是臭賣男人的激昂女權分子,我成了她們中間最「不長進」的人? 在宿舍安頓不久,聽到消息,說有個從加拿大來的同學已經到了,想和我見面。心裡有點擔憂,怎麼這樣熱情,女性主義講姐妹情,我可還未有這般胸懷,她見了我這個人不是失望透頂嗎? 那一年班上全日制的學生只有五個同學,我是唯一一個亞洲人,其餘來自加拿大、希臘及突尼西亞,還有一個英國本土的女孩子。有時我們會和兼讀的英國同學一起上堂,她們的年齡由二十出頭到近五十歲都有。班上是清一色女子,老師亦是女的,來自文學院的最多,也有來自歷史系和社會系的。 

那個抵步後即想同我見面的同學來自加拿大,她的確是感到失望,我可能是令她失望的原因之一,但她更大的失望相信是來自課程和老師。教我們的老師大部份都是彬彬有禮、溫文爾雅的,可能都是文學院出身吧,沒有女性主義者的激昂性格,印象中只有一位來自社會系的老師作風悍猛,負責講授藝術和女性的關係,她講話直率有力,說到大學對女性主義這門課不重視,及女講師在校內的地位,她就會讓言語放縱起來。

我這位加拿大同學一樣的戰鬥格,言談間都是男性社會如何如何對女性迫害,堂上講的內容很多都偏重於從文學素材看女性形象的塑造,她覺得不夠火力,於是上了一個學期就歸國去也,連再見也沒說一聲,第二個學期上堂不見她的蹤影,才知她走了。 

不要以為班上的同學個個都像她,她似乎是唯一一個同學是豪氣干雲的,那兩位來自希臘和突尼西亞的同學便打扮入時,女人味十足,樣子還蠻標致,說話亦溫溫柔柔的。至於那個讀全日制的英國同學,很少說話,上完堂就一縷煙溜走,說要賺外塊交學費。 

當然,既然是上女性研究的堂,來上堂的人多少都有點女性主義意識的。記得有次上導修堂,討論到女性的身體,一位留著長卷髮、身材高挑、面貌娟好的英國同學首先發言,她說以前她是剃腳毛的,但現在不了,男人不剃腳毛,為甚麼女人剃?說得滿座的人都在點頭。每當出現這種景況,我就覺得窘,因為自己從來沒有做過類似「偉大」的決定,覺得她說得有道理,但又不完全有道理。

那一年的時光半通半透的,第一次直視女性身份,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很重的無力感。 

那年認識了幾個來自中國、台灣和香港的男性朋友,課餘常聚在一起聊天,來自台灣的朋友最口沒遮攔,動不動就拉扯到女性身體曲線上,令我好不尷尬,自己是座中唯一的女性,想反擊,卻無力,不反擊又覺得對不住眾姐妹,有次香港的朋友看不順眼,點了我的死穴,說:「嘿,你是學女性研究的呀!」 

女性身分之外,我還背負一個種族的身份,事關班上只有我一個是亞洲人,而英國人在心底其實是自視很高的民族,那個說不剃腳毛的女子,就似乎不怎麼把我放在眼內,放學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前,她越我而過,招呼也不打一聲,我當時好不氣憤,怎麼讀女性主義的人這樣不講姐妹情?我也明擺著不理她,隔了段日子她竟然主動和我說話,氣才算下了點。 

半通半透中,有時會看到曙光。那年我住在閣樓,入門口要低著頭,否則會撞個正著;門口正對著床,和床對角位置的是我至愛的地方,一個木框窗口,足有一個人高,旁邊放了張書檯。窗外是一棵很高很大的樹,對了它年多,都不知它的身份,婆娑的樹影點影著窗口,秋天時樹葉變黃,夾點點紅,秋意濃,有化不開的閑愁。 

在這間房我度過了年半的時間,讀了不少有關女性主義的理論和文章,當然,有文章是立論偏頗的,卻不乏具創見和視野的思維,對當時的我是如雷貫頂,直插靈魂,其中有論到普羅小說如何將羅曼蒂克總是塑造成男女間的事,把同性之間可以擦出的火花抹殺,以及我們的歷史書如何總是從男性角度書寫,在汪洋歷史之中只講男性在意的皇朝興衰、戰爭成敗,把女性思維和活動擯棄在外等。

想到女性以至人在社會的身份制約,於是想到自己可以走出捆綁規範,覓到自由的天地,內心竟泛起喜悅,覺得自己開悟一般,禁不住把書拋下,繞著狹小的房間踱起步來。 

七八年過去了,半透半明已經換成小透大明了,女性身份的迷思仍有來襲的時候,但清爽自在的肯定,我知道是我的呼喚。那個閣樓,窗內開悟的喜悅,窗外貼上的四季風景,早已掩映在光陰下,遺落在倥傯中,偶然翻開,才驚覺曾有久遠曾有喜悅,亦照見了今日的我。

政變錄像與查韋斯

有關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Hugo Chavez Frisa)的消息近幾年常成為新聞﹐我開始並不在意﹐以為南美政局一向不穩﹐總統被推翻或在選舉中落敗﹐沒有什麼大不了。直至我看了一部由一隊獨立攝制隊無意間拍攝到的2002年委國政變的紀錄片「這個革命不會被播出」(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才有了新的體會。

這部紀錄片是由獨立製片人KIM BARTLEY A和DONNACHA O’BRIAIN拍製﹐在政變發生的那日﹐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一日﹐他們剛好在委內瑞拉總統府﹐拍下了總統查韋斯被政變推翻﹐被迫離開總統府﹐然後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在支持者簇擁下重返總統府的過程。政變來得突然﹐被攝制隊碰上﹐在無人管制下﹐拍下了最真實的片段。

最傳神的地方是紀錄片拍下查韋斯的反對派﹑死對頭如何搶奪電子傳媒﹐只片面播出查韋斯支持者在某個角落發槍的情景﹐而另一邊大批支持者和平示威的情景則避開﹐從而將查韋斯的追隨者渲染為暴徒﹐將查韋斯本人大肆抹黑。其後﹐攝制組訪問了一個因不滿歪曲報導而辭職的電視台負責人﹐他細緻地描述了事情被黑白顛倒的經過﹐更是傳神。

另一幕是反對派先發制人﹐透過搶奪回來的電子傳媒﹐事情未發生已宣佈查韋斯投降﹐當時查韋斯因為沒有傳媒廣播他的訊息﹐支持者在不知情況下﹐以為大勢已去﹐潰不成軍﹐查韋斯最後被迫離開總統府。而他的內閣在收回失地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奪回廣播喉舌﹐宣佈政變失敗。

這部紀錄片讓我明白幾件事情。首先﹐再次證實傳媒﹐尤其是電子傳媒﹐在今日風雲變幻的政經場合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因為它可以被用來講大話﹐控制群眾情緒﹐左右結局。

其次﹐我亦逐漸明白為甚麼查韋斯這樣受爭議。他在1999年以軍人身份上台﹐以為窮人謀福祉作號召﹐積極推行社會政策﹕給住在平民區的人免費醫療和貸款﹐讓他們上識字班﹐又把公家的地分給農民﹐使他們有地可耕﹐有生計可維。他稱他起的是一場為窮人翻身的革命。

這場革命的失利者當然是一直擁有錢財的地主﹑中產階級﹑在位者﹐在電視上可以看到他們對查韋斯恨之入骨﹐說他要搞革命﹐去古巴好了﹐這裡是委內瑞拉﹐他們的國家﹐說的時候真的咬牙切齒﹐聲聲入耳。

原來權力地位受挑戰﹐會產生這樣大的深仇大恨﹐難怪在位者只有一個目標﹕維護已有利益。此所以委國內部反對查委斯的浪潮一浪接一浪。二零零四年反對派就發起全民公投想提早斷送查委斯的總統生涯﹐結果查委斯安然度過危機﹐繼續掌權。

像查韋斯這樣有共產色彩的人物當然不受美國歡迎﹐何況他還處處和美國的死敵古巴總統卡斯特羅結伴﹐惺惺相識。最近﹐美國國務卿賴斯就表示﹐查韋斯是造成拉丁美洲不穩定的人物﹐可見美國政府是如何敵視他。

我無法論斷查韋斯是真正的人民英雄﹐還是不過用人民力量來滿足一己權力慾望的假君子﹐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委內瑞拉是全球第五大石油輸出國﹐煤﹑鐵等礦產豐富﹐資源豐厚﹐但大部份人卻生活在貧窮之中。查韋斯當政給了窮人甜頭﹐獲得國內「無產階級」的支持﹐這是他可以安然渡過2002年的政變和一浪浪反對潮的原因。他起的革命誠豪氣十足﹐但願真的為窮人帶來希望﹐不像中國﹐亦有過為窮人打造革命的豪言﹐最後卻出了個文化大革命﹐斷送了無數人的生命和青春。

保護乳房

一個星期前去驗身﹐醫生說我左邊的乳房好像有硬塊﹐要我去照乳房造影和超聲波。我聽了很是不安。

兩日後去一家私家診所﹐結果馬上有……是……

沒事﹗我如釋重負。

如果我真的有乳癌﹐那會是怎樣的光景﹖……

雖然結果馬上知﹐但乳房造影和超聲波檢查的照片和報告則今天才去取。

回家的路上﹐我再次慶幸自己暫時不是乳癌受害者。經過這一事﹐更加醒覺檢查乳房的重要。女性四十歲前一定要做一次乳房造影﹐年紀愈大﹐照的次數就應該更頻密。各位姐姐妹妹謹記﹗

探戈﹐垂垂老矣 –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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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根廷首都布誼諾斯艾利斯的每個角落﹐幾乎都可輕易重拾這個國家有過的輝煌。像Avenida De 9 De Julio(七月九日大道)這條古老大道﹐有六七條車道之多﹐每條車道寬闊﹐可容三四輛車並排行駛﹐一派道中有道的架勢。行人過馬路﹐總要和交通燈比速度﹐往往走到一半﹐交通燈已轉換顏色﹐非要在中途停駐一兩次不可。大熱天時﹐在馬路中間這樣站一陣子﹐那汗的記憶揮之不去。布誼諾斯艾利斯的地鐵有近百年歷史﹐有ABCDE五條路線﹐我最愛坐A線–可能是全世界現存最古老的地鐵線﹐車廂清一色是赫色的木﹐座椅是木﹐門也是木﹐地板更是木﹔車廂以燈泡作照明系統﹐昏昏黃黃﹔月臺﹐一樣的燈泡和昏黃﹐隱約照出牆上掛著的舊時海報。在木柱子上﹐掛著鐵製的古老電話﹐用過去裝飾現在﹐靜靜存在。 

一百年前或更早前的布誼諾斯艾利斯一定是車水馬龍﹐光華四射。 

時間是一面鏡子﹐反映過去﹐亦映照現在。近百年過去﹐沒有更新﹐沒有保養﹐剩下的只有殘舊﹑蕭條。 A線上的列車﹐到站了﹐要人手開門﹐車還在動﹐你已經可以拉開車門﹔列車行駛時﹐車門並非緊閉﹐門縫足有一個拳頭闊﹐而且突突突突﹐澎澎澎澎﹐發出隆隆巨響﹐震耳欲聾。沒有空調﹐沒有風扇﹐只有熱空氣由黑沉沉的隧道透過半開的窗戶﹐迎面衝過來﹐三十五度的高溫﹐乘客木然坐著﹐默不作聲。 

雖然有大街大道﹐但走在街上﹐處處是陷阱。一塊地磚無緣無故消失﹐留下一個大洞﹔踩踏而過﹐突然背後發出硬物落地的聲音﹐回頭﹐原來是本來破裂的地磚經踩踏﹐碎片飛脫落地﹐飛出的碎片比兩個手掌合在一起還大﹔又或者﹐道中央路面突然高起﹐腳提得不夠高﹐結果腳趾碰地﹐幾乎栽倒﹐慶幸沒有車在就近﹐否則肯定已釀意外。我初抵布誼諾斯艾利斯﹐幾乎每天出街都因為路面問題要摔一跤。 

探戈和布誼諾斯艾利斯息息相關﹐當年誕生於妓院﹐為社會低層人士用來表達他們無根荒涼生活的音樂和舞蹈﹐在二十世紀初開始吸引巴黎上層社會的注意﹐從此慢慢揚威世界舞台。但時至今日﹐探戈在它的發源地﹐垂垂老矣。去年十二月為紀念阿根廷最有名的探戈歌者Carlos Gardel﹐布誼諾斯艾利斯舉辦了一個探戈節﹐安排了很多免費的室內室外表演。我去看了兩場﹐其中一場在國會大廈內舉行。 

表演前半小時﹐門外已排了長龍。我走近一看﹐不禁愕然和有點不自在﹐怎麼全是年過半百的老人臉龐﹖探戈在這個城市是老人和遊客才看的表演嗎﹖我心境太老了嗎﹖ 

老人都是夫妻二人結伴而來﹐女的濃妝而來﹐頭上簪紅花﹐梳髮髻﹐紗巾圍肩﹐男的西裝筆挺﹐穿上刷得閃亮的皮鞋。他們互相攙扶﹐或獨自傍著欄桿﹐慢慢拾級而上。我走在他們當中﹐彷如一齊趕赴一個舊時代的探戈舞會。 

而那場表演呀﹐叫人心醉。臺上的主角是六七十歲的老人﹐拉一手bandoneon—探戈的手風琴﹐旁邊有兩人伴拉﹐琴音低迴抑揚﹐配合大提琴﹑小提琴和鋼琴﹐蕩氣迴腸﹐奏出一曲探戈的絕韻。然後一個上了年紀的歌手步到臺前﹐唱起失落的愛情﹐傷逝的過去﹐痛不欲生﹐此刻歌聲響徹雲霄﹐下一刻如泣如訴﹐猶如看一場悽楚的歌劇﹐探戈原來是一場西洋歌劇。 

當晚坐無虛席﹐不少老人沒座位﹐站著聽足全場。他們眼神迷醉﹐相忘於往日的繁華風光﹐屬於城市的﹐亦屬於自己的。我旁邊是一個坐輪椅的老人﹐由兒子推著來。在表演未開始前﹐他垂著頭﹐無精打采﹐之後竟似換了另一個人﹐神采飛揚﹐和台下人一齊歡呼拍掌叫Bravo﹐仿彿在舊時的風光中找回了自己。 

集體懷緬﹐歷史在此停留﹐沒有延續。 

有日走過市中心﹐一群老人在一座堂皇的曾為某大銀行總行的殖民建築前示威﹐他們用鐵器敲打大門﹐錘聲振天﹐標語寫著﹕狗賊﹐還我錢財。銀行在三年前的金融風暴中把他們的錢﹐還有這個國家很多人的錢全吞了﹐尤其苦了這個國家的老人﹐因為他們從此連養老金都沒有。 

老人的眼神迷茫。相忘於往日的繁華風光﹐屬於城市的﹐亦屬於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