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變錄像與查韋斯

有關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Hugo Chavez Frisa)的消息近幾年常成為新聞﹐我開始並不在意﹐以為南美政局一向不穩﹐總統被推翻或在選舉中落敗﹐沒有什麼大不了。直至我看了一部由一隊獨立攝制隊無意間拍攝到的2002年委國政變的紀錄片「這個革命不會被播出」(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才有了新的體會。

這部紀錄片是由獨立製片人KIM BARTLEY A和DONNACHA O’BRIAIN拍製﹐在政變發生的那日﹐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一日﹐他們剛好在委內瑞拉總統府﹐拍下了總統查韋斯被政變推翻﹐被迫離開總統府﹐然後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在支持者簇擁下重返總統府的過程。政變來得突然﹐被攝制隊碰上﹐在無人管制下﹐拍下了最真實的片段。

最傳神的地方是紀錄片拍下查韋斯的反對派﹑死對頭如何搶奪電子傳媒﹐只片面播出查韋斯支持者在某個角落發槍的情景﹐而另一邊大批支持者和平示威的情景則避開﹐從而將查韋斯的追隨者渲染為暴徒﹐將查韋斯本人大肆抹黑。其後﹐攝制組訪問了一個因不滿歪曲報導而辭職的電視台負責人﹐他細緻地描述了事情被黑白顛倒的經過﹐更是傳神。

另一幕是反對派先發制人﹐透過搶奪回來的電子傳媒﹐事情未發生已宣佈查韋斯投降﹐當時查韋斯因為沒有傳媒廣播他的訊息﹐支持者在不知情況下﹐以為大勢已去﹐潰不成軍﹐查韋斯最後被迫離開總統府。而他的內閣在收回失地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奪回廣播喉舌﹐宣佈政變失敗。

這部紀錄片讓我明白幾件事情。首先﹐再次證實傳媒﹐尤其是電子傳媒﹐在今日風雲變幻的政經場合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因為它可以被用來講大話﹐控制群眾情緒﹐左右結局。

其次﹐我亦逐漸明白為甚麼查韋斯這樣受爭議。他在1999年以軍人身份上台﹐以為窮人謀福祉作號召﹐積極推行社會政策﹕給住在平民區的人免費醫療和貸款﹐讓他們上識字班﹐又把公家的地分給農民﹐使他們有地可耕﹐有生計可維。他稱他起的是一場為窮人翻身的革命。

這場革命的失利者當然是一直擁有錢財的地主﹑中產階級﹑在位者﹐在電視上可以看到他們對查韋斯恨之入骨﹐說他要搞革命﹐去古巴好了﹐這裡是委內瑞拉﹐他們的國家﹐說的時候真的咬牙切齒﹐聲聲入耳。

原來權力地位受挑戰﹐會產生這樣大的深仇大恨﹐難怪在位者只有一個目標﹕維護已有利益。此所以委國內部反對查委斯的浪潮一浪接一浪。二零零四年反對派就發起全民公投想提早斷送查委斯的總統生涯﹐結果查委斯安然度過危機﹐繼續掌權。

像查韋斯這樣有共產色彩的人物當然不受美國歡迎﹐何況他還處處和美國的死敵古巴總統卡斯特羅結伴﹐惺惺相識。最近﹐美國國務卿賴斯就表示﹐查韋斯是造成拉丁美洲不穩定的人物﹐可見美國政府是如何敵視他。

我無法論斷查韋斯是真正的人民英雄﹐還是不過用人民力量來滿足一己權力慾望的假君子﹐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委內瑞拉是全球第五大石油輸出國﹐煤﹑鐵等礦產豐富﹐資源豐厚﹐但大部份人卻生活在貧窮之中。查韋斯當政給了窮人甜頭﹐獲得國內「無產階級」的支持﹐這是他可以安然渡過2002年的政變和一浪浪反對潮的原因。他起的革命誠豪氣十足﹐但願真的為窮人帶來希望﹐不像中國﹐亦有過為窮人打造革命的豪言﹐最後卻出了個文化大革命﹐斷送了無數人的生命和青春。

保護乳房

一個星期前去驗身﹐醫生說我左邊的乳房好像有硬塊﹐要我去照乳房造影和超聲波。我聽了很是不安。

兩日後去一家私家診所﹐結果馬上有……是……

沒事﹗我如釋重負。

如果我真的有乳癌﹐那會是怎樣的光景﹖……

雖然結果馬上知﹐但乳房造影和超聲波檢查的照片和報告則今天才去取。

回家的路上﹐我再次慶幸自己暫時不是乳癌受害者。經過這一事﹐更加醒覺檢查乳房的重要。女性四十歲前一定要做一次乳房造影﹐年紀愈大﹐照的次數就應該更頻密。各位姐姐妹妹謹記﹗

探戈﹐垂垂老矣 –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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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根廷首都布誼諾斯艾利斯的每個角落﹐幾乎都可輕易重拾這個國家有過的輝煌。像Avenida De 9 De Julio(七月九日大道)這條古老大道﹐有六七條車道之多﹐每條車道寬闊﹐可容三四輛車並排行駛﹐一派道中有道的架勢。行人過馬路﹐總要和交通燈比速度﹐往往走到一半﹐交通燈已轉換顏色﹐非要在中途停駐一兩次不可。大熱天時﹐在馬路中間這樣站一陣子﹐那汗的記憶揮之不去。布誼諾斯艾利斯的地鐵有近百年歷史﹐有ABCDE五條路線﹐我最愛坐A線–可能是全世界現存最古老的地鐵線﹐車廂清一色是赫色的木﹐座椅是木﹐門也是木﹐地板更是木﹔車廂以燈泡作照明系統﹐昏昏黃黃﹔月臺﹐一樣的燈泡和昏黃﹐隱約照出牆上掛著的舊時海報。在木柱子上﹐掛著鐵製的古老電話﹐用過去裝飾現在﹐靜靜存在。 

一百年前或更早前的布誼諾斯艾利斯一定是車水馬龍﹐光華四射。 

時間是一面鏡子﹐反映過去﹐亦映照現在。近百年過去﹐沒有更新﹐沒有保養﹐剩下的只有殘舊﹑蕭條。 A線上的列車﹐到站了﹐要人手開門﹐車還在動﹐你已經可以拉開車門﹔列車行駛時﹐車門並非緊閉﹐門縫足有一個拳頭闊﹐而且突突突突﹐澎澎澎澎﹐發出隆隆巨響﹐震耳欲聾。沒有空調﹐沒有風扇﹐只有熱空氣由黑沉沉的隧道透過半開的窗戶﹐迎面衝過來﹐三十五度的高溫﹐乘客木然坐著﹐默不作聲。 

雖然有大街大道﹐但走在街上﹐處處是陷阱。一塊地磚無緣無故消失﹐留下一個大洞﹔踩踏而過﹐突然背後發出硬物落地的聲音﹐回頭﹐原來是本來破裂的地磚經踩踏﹐碎片飛脫落地﹐飛出的碎片比兩個手掌合在一起還大﹔又或者﹐道中央路面突然高起﹐腳提得不夠高﹐結果腳趾碰地﹐幾乎栽倒﹐慶幸沒有車在就近﹐否則肯定已釀意外。我初抵布誼諾斯艾利斯﹐幾乎每天出街都因為路面問題要摔一跤。 

探戈和布誼諾斯艾利斯息息相關﹐當年誕生於妓院﹐為社會低層人士用來表達他們無根荒涼生活的音樂和舞蹈﹐在二十世紀初開始吸引巴黎上層社會的注意﹐從此慢慢揚威世界舞台。但時至今日﹐探戈在它的發源地﹐垂垂老矣。去年十二月為紀念阿根廷最有名的探戈歌者Carlos Gardel﹐布誼諾斯艾利斯舉辦了一個探戈節﹐安排了很多免費的室內室外表演。我去看了兩場﹐其中一場在國會大廈內舉行。 

表演前半小時﹐門外已排了長龍。我走近一看﹐不禁愕然和有點不自在﹐怎麼全是年過半百的老人臉龐﹖探戈在這個城市是老人和遊客才看的表演嗎﹖我心境太老了嗎﹖ 

老人都是夫妻二人結伴而來﹐女的濃妝而來﹐頭上簪紅花﹐梳髮髻﹐紗巾圍肩﹐男的西裝筆挺﹐穿上刷得閃亮的皮鞋。他們互相攙扶﹐或獨自傍著欄桿﹐慢慢拾級而上。我走在他們當中﹐彷如一齊趕赴一個舊時代的探戈舞會。 

而那場表演呀﹐叫人心醉。臺上的主角是六七十歲的老人﹐拉一手bandoneon—探戈的手風琴﹐旁邊有兩人伴拉﹐琴音低迴抑揚﹐配合大提琴﹑小提琴和鋼琴﹐蕩氣迴腸﹐奏出一曲探戈的絕韻。然後一個上了年紀的歌手步到臺前﹐唱起失落的愛情﹐傷逝的過去﹐痛不欲生﹐此刻歌聲響徹雲霄﹐下一刻如泣如訴﹐猶如看一場悽楚的歌劇﹐探戈原來是一場西洋歌劇。 

當晚坐無虛席﹐不少老人沒座位﹐站著聽足全場。他們眼神迷醉﹐相忘於往日的繁華風光﹐屬於城市的﹐亦屬於自己的。我旁邊是一個坐輪椅的老人﹐由兒子推著來。在表演未開始前﹐他垂著頭﹐無精打采﹐之後竟似換了另一個人﹐神采飛揚﹐和台下人一齊歡呼拍掌叫Bravo﹐仿彿在舊時的風光中找回了自己。 

集體懷緬﹐歷史在此停留﹐沒有延續。 

有日走過市中心﹐一群老人在一座堂皇的曾為某大銀行總行的殖民建築前示威﹐他們用鐵器敲打大門﹐錘聲振天﹐標語寫著﹕狗賊﹐還我錢財。銀行在三年前的金融風暴中把他們的錢﹐還有這個國家很多人的錢全吞了﹐尤其苦了這個國家的老人﹐因為他們從此連養老金都沒有。 

老人的眼神迷茫。相忘於往日的繁華風光﹐屬於城市的﹐亦屬於自己的。

一片可口葉看出一個世界

我在秘魯出現高山反應﹐當地人介紹我飲可口葉茶﹐說可以解高山症﹐於是我在餐廳點了來喝。那一塊塊的綠葉浮在杯裡﹐和普通的葉子沒有大不同﹐喝下去卻有不一樣的清澈甘醇感覺﹐似是經過高山流水的洗滌。可口葉茶沒有解我的頭疼﹐卻令我真的感覺良好。 

從此我愛上可口葉茶﹐不僅是上餐廳必飲之物﹐並且在秘魯和玻利維亞的超級市場意外地找到可口葉茶包﹐買了幾大包回旅館沖來喝。 

但原來這些有益提神的可口葉茶包﹐我只能在秘魯和玻利維亞兩個盛產可口葉的國家買到﹐我亦不可以把它們帶出國﹐因為在美國和聯合國的嚴厲入口管制下﹐大部分國家都禁止可口葉製品入口。 

當然﹐可口葉製品受禁制是因為它是生產毒品可卡因的原料﹐但好端端的可口葉茶包﹐又不是可卡因﹐為甚麼要禁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後來我參觀了在玻利維亞首都的可口葉博物館﹐再慢慢發掘﹐開始從一片葉看出了一整個世界的政治和文化。 

現時人們想起可口葉﹐就想起可卡因﹐其實對可口葉和世世代代使用可口葉﹑住在南美安第斯山區的印加人很不公平。 1859年德國科學家Albert Niemann透過化學程序把可口葉的生物鹼分解出來﹐成為可卡因﹐毒品可卡因才告面世。但在此之前很久﹐安第斯山區的印加人就已經使用可口葉﹐可口葉為其文化和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安第斯山區的人自古吃可口葉﹐把可口葉混合口水﹐含在嘴裡嚼﹐這傳統至少已沿襲4500年﹐可以幫助他們在高山的艱苦環境下從事苦力勞動﹐抵禦飢餓和疲勞。根據印加人的傳說﹐大地之母Pacha Mama把可口葉賜給安第斯山區的人民﹐讓他們在被西班牙入侵者奴役的時候可承受悲傷﹑飢餓和痛苦。 

由於可口葉本身營養豐富﹐亦為生活在高山氣候的印加人提供了均衡飲食。研究顯示﹐100克的玻利維亞可口葉含有每日身體需要攝取的鈣﹑鐵﹑磷和維他命A﹑B2和E。可口葉含有的維他命A比任何水果都多﹐鈣含量更是牛奶的兩倍。 

除實際功效﹐可口葉亦是印加人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婦女分娩﹑孩子誕生﹑婚禮或葬禮﹐都會用到可口葉﹐敬神儀式中印加人更會把可口葉當為供奉物﹐視之為人神間的靈介。 

今時今日﹐可口葉仍然是印加人生活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我去秘魯和玻利維亞的市場﹐發現可口葉隨處可買到﹔在玻利維亞的Sucre市﹐午後的街道坐滿了挨在牆邊休息的滿臉風霜的勞工﹐他們每個人的嘴都在動﹐咀嚼著可口葉﹐有的在腳邊放了一塊布﹐上面攤放著一堆可口葉。 

可卡因在十九世紀中期的出現﹐令可口葉從此交上厄運。西方國家的人沉迷於可卡因﹐需求逐年劇增﹐可卡因毒品市場迅速擴展﹐美國把這個問題歸咎於南美國家的可口葉種植﹐於是向當地政府施加壓力﹐必要把眾多可口葉農地摧毀不可﹐令當地很多農人頓失生計。而且一刀切禁止可口葉製品進口﹐令健康用途的可口葉生產﹐例如可口葉茶包和能量飲品﹐都無法發展起來。秘魯市面去年有兩隻用可口葉製成的能量飲品Kdrink和Vortex面世﹐都因為是可口葉製品﹐遇到出口問題。 

結果是﹐秘魯和玻利維亞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空間進一步縮小。在玻利維亞﹐近年社會運動的先鋒者要數可口葉農民﹐他們的生計因為美國政府的政策和本國政府對美國政府的順從﹐慘受影響﹐所以反政府和反美最厲害。 

本是一個地區人民的傳統文化和生活的一部份﹐卻因為西方人發現了可卡因﹐進而對之如癡如醉﹐連種植的權利都被剝奪﹐甚至連發展合法用途的產業也受阻﹐當地人能不憤怒嗎﹖ 

不過﹐偏偏有一間大公司擁有特權﹐其飲料用可口葉製造﹐卻能風行全世界﹐對了﹐就是我們十分熟悉的可口可樂。 

你可知道可口可樂為甚麼叫可口可樂嗎﹖你大概不會想到它當初的成份包括了可卡因吧﹖可口可樂由誕生(1800年代)至1929年﹐飲料內一直含有不同程度的可卡因﹐所以﹐可口可樂在初時被宣傳為「補腦的珍貴補品﹐可醫治所有神經毛病」﹐和今時今日被視為肥仔水的形像不可同日而語。 

後來因為當時社會對可卡因大加鞭撻﹐可口可樂公司才把可卡因成份從飲品中剔除。在去除可卡因後﹐不要以為可口可樂便和可口葉絕緣﹐它現時其實每年都從南美洲輸入大量可口葉﹐用作飲料的味道。 2002年12月玻利維亞的社會保障助理國務卿Ernesto Justiniano就親自表示﹐他的辦公室批准了出口159公噸可口葉前往美國﹐以為生產可口可樂之用。在今年一月﹐秘魯的禁毒機構National Commission for Development and Life Without Drugs發表了十點聲明﹐以澄清它在可口葉方面的立場﹐其中亦提到「可口可樂公司每年向秘魯購入115公噸可口葉﹐向玻利維亞購入105公噸可口葉﹐用以每日生產五億瓶汽水。」 

不過﹐可口可樂公司對此忌諱極深﹐其代表在2002年接受墨西哥日報“El Universal”訪問時就堅稱﹕「可口可樂公司不買可口葉。」 

可口可樂公司為什麼要否認呢﹖因為如果不否認﹐給拉上和可口葉有關係﹐則外間會質問﹕憑甚麼只有可口可樂公司可以在全球售賣可口葉飲品﹐但那邊廂﹐其政府美國卻阻止其他可口葉產品入口﹐以及堅持要摧毀當地大片可口葉農地。這樣的道理能說得通嗎﹖ 

至於我個人﹐因為太喜歡可口葉茶包﹐本想偷偷由玻利維亞帶出境﹐但最後懾於可能要在美國過境﹐怕引起麻煩﹐決定放棄。一種健康的飲品不可以攜帶﹐偏偏肥仔水的可口可樂卻通行無阻﹐世間的不平和混帳事可真多。

一個美國女人愛的故事

 我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思艾利斯認識她。我們在同一間語言學校就讀﹐彼此最談得攏 , 慢慢成了好朋友。她是美國人﹐看上去三十出頭﹐但近看﹐眼角稠密的皺紋透露了她風霜的歲月。她在日本和德國生活過多年﹐以教授英文維生﹐兩年前回到美國進修﹐讀宗教學﹐在學時認識了來自阿根廷的現男友。本希望男友在美國找到工作﹐一起在美國生活。奈何男友在美國找了一年工作﹐都沒結果﹐只好回到阿根廷。於是她亦跟了他來到阿根廷。

在阿根廷找工作亦不容易﹐ 2004 年的失業率估計為 15% ﹐還好﹐她的男人回國後不久﹐即在一間小型公司謀到一份職﹐工作雖然沉悶﹐但掙來的錢總算夠生活。他們租了一個地方住﹐我去探望過他們﹐約三百平方呎﹐有一個大廳和廚房﹐沒有睡房﹐廳的後半部放了一個大木架﹐木架後便成了睡房﹐廳中的主要傢私是一張擺了手提電腦的桌子﹐旁邊圍了兩張可折疊椅子﹐對面牆擺了一張放電視的木几﹐「電視壞了﹐我們亦懶得理﹐反正這個地方是租的。」 她說。

她來到阿根廷﹐全職投入做的事便是在語言學校學西班牙文。每日早上便去上堂﹐下午回家休息讀書﹐男友是意大利移民﹐熱愛烹飪﹐做牛排和意大利粉特美味﹐放工回家﹐多累都會入廚做飯。「我不懂做飯﹐飯都是他做的。」週六週日她就和他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吃吃聊聊﹐或到處走走。

在決定來阿根廷之前﹐她曾想過回到日本教書﹐但她選了來阿根廷﹐因為她愛這個男人和新的生活 – 我見過她的男人﹐很高大﹐頭髮曲卷﹐近前額的位置有點稀疏﹐不帥﹐但人似挺老實的。她對於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遇到的新鮮事感到很雀躍﹐例如她去參加男友家人朋友的燒烤聚會﹐「他們吃的肉份量驚人﹐可以一次過把一隻牛那麼多的肉吃掉。」她說。地方不同﹐生活習俗亦不同﹐「我拿衣服去店鋪乾洗﹐說是三日可以回來拿﹐每次去都說未準備好﹐結果一個星期才可以把衣服拿回來。那可慘啦﹐令到我不夠衣服替換。」「這裡的巴士路線混亂﹐不是當地人很難使用﹐而且往往要在巴士站乾等。」 即使是苦事﹐因為新鮮﹐亦變得無所謂了。

為了賺點錢﹐她申請在當地英文學校教書﹐一個鐘頭賺六美金﹐人工很低﹐還因為學校離住的地方遠﹐非要轉兩回車不可﹐而且教學材料還要自己掏錢準備﹐「這裡的僱主不懂尊重員工。」她和學校議論﹐最後學校答應津貼她的車費。

他們在阿根廷生活了半年後﹐男人決定再度離鄉別井﹐因為他為了去美國讀書﹐向銀行和家人借下債﹐但他在阿根廷賺的人工根本不夠他還債。在這個國家﹐沒有人不想離開的﹐他對我說。他說阿根廷沒有希望﹐這裡貪污﹐政治腐敗﹐整個國家上下一心謀私利……他決定去倫敦找工作做 – 去倫敦是因為他讀金融﹐有較大機會找到工作。

未離開前﹐他已不斷發信求職﹐但沒有任何回音﹐他立下主意﹐放下一切去倫敦試試。他離開了阿根廷﹐同月她亦離開了阿根廷回到美國等消息。她來信說﹐一旦他安定下來﹐她會去倫敦﹐但因為她是外國人將會很難在當地找到工作﹐除非有日他在當地定居而他們結為夫婦﹐但對於結婚﹐她還未準備好。

想念他﹐恨不得早點過去。很多事不去想了。她說。

他到了倫敦個半月後﹐找到了一份臨時工。她飛了過去和他會合。她來信說﹐倫敦正值夏天﹐天氣比她想像中好﹐她現時沒什麼錢﹐兩個人的未來亦不知如何﹐但他們都活得很開心﹐她享受逛倫敦的免費博物館﹐公園﹐街道……「我真的過得很開心。」

在她到倫敦後的兩個月﹐就發生了倫敦恐怖襲擊。「那天我的男人遲了上班﹐所以沒事﹐至於我﹐因為無業﹐不用搭車上班﹐總算避過一場災劫。無業也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