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一個人以外）當旅行記憶和生活交曡

第三章：一個人以外

當旅行記憶和生活交疊

在阿根廷旅行時認識了一位朋友，我們一起逛書店，我買了一本關於阿根廷貝隆夫人的自傳。言談間我們把話題轉到前總統貝隆身上。我的朋友說，你知道嗎，因爲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阿根廷接收了不少在逃的納粹份子。

幾日後，我由阿根廷去到智利，在南部重鎮Punta Arenas落腳。有日，在餐廳吃飯，見到走入三個彪形大漢，剃光了頭，臂上有紋身。他們選了我旁邊的空桌坐下，一坐下便點了好幾瓶啤酒，一邊用德文大聲交談，並且抽起煙來，把我的眼和鼻子薰得夠嗆的。他們點的菜來了，是大盤的薯條和肉扒。我不知他們是否真的是納粹份子，但他們的出現令我想起朋友說的話。

於是我去找資料看，果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少納粹份子逃了去南美，主要是阿根廷﹑巴拉圭﹑智利和巴西這幾個國家。阿根廷當時的總統是貝隆，因為軍人出身，對納粹德國的國粹主義尤其同情，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收留了不少潛逃的納粹份子。當時智利的總統為皮諾切，亦是軍人執政，同樣對納粹同情，亦接收了不少納粹份子。類似的情況發生在巴西和巴拉圭。

在智利你會遇到很多德國移民。我在智利住的第一間青年旅舍的主人是一對夫婦，女的就是德國人：而在中部湖區，特多德國後裔，像Valdivia，Puerto Varas這些鎮都是德國移民聚居地。當然，現時在智利居住的德國人並非全是納粹後裔，早在二十世紀末德國人就開始移民智利，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少納粹份子逃到智利是不爭的事實，不過確實的數字就無從考究了。

在阿根廷，有位叫Uki Goni的記者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書，名為《The Real Odessa: Smuggling the Nazis to Peron’s Argentina》，首次詳細記載總統貝隆在位期間(1946-55) 如何幫助納粹份子潛逃到阿根廷。Uki發現，在那期間他的國家至少接收了近300個納粹戰犯。阿根廷政府甚至在二次大戰期間發出一道指令，禁止逃避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在阿根廷尋求避難, 這道指令因為Uki的報導曝光，在2005年6月才正式被廢除。

這些點滴歷史在我回港後幾乎忘了，直至2005年初看到這樣一則電視新聞：阿根廷逮捕了一個八十嵗的納粹份子Paul Schäfer。他在智利南部劃地為營，成立教派「Colonia Dignidad」，被揭發利用其派系領袖地位侵犯兒童。他其後由智利逃了去阿根廷，﹐終於在阿根廷被捕。

這段新聞把我的旅行記憶喚醒，我明白更多：為什麼Paul Schäfer選擇在智利設立他的教派， 其後為甚麼逃到阿根廷……

旅行記憶甚至和我的生活交疊。

在網上建造了一個語言交換的網站。有日查看網上留言，把我嚇了一跳：有個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人自稱是納粹份子，寫下了大堆種族主義的髒話。我趕緊把留言刪掉，驚魂甫定後是一種清明：無怪他是來自阿根廷的。

我想起一個西班牙朋友告訴我的故事。這位朋友十七八歲時騎電單車，發生交通意外，導致膝蓋有事，稍為走遠一點路都會痛。他很想背背囊周遊世界，但因為一次意外他的夢想落空了。生活中平常人會做的事，例如踩單車和做劇烈運動，他都沒法做。他為此自怨自艾過，但有日他和朋友聊天，突然有種「了解」。他說在那一刻他突然明白到世事的來龍去脈，一切自有其因，他接納了他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他說那真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晚上上床睡覺時因為太快樂，他不斷在自己對自己笑，不能自已。

我想，這是一種開悟吧。

旅行未必帶來開悟，但無論世間多混沌，能開一扇窗，照出事情的脈絡，沉澱出一點清明，其實已經是種滿足，足以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