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香港文學”文章

（此文為本blog主創作，剛刊登於香港文學2014年3月號351期，為“香港作家散文大展”一部份）

童年的廣州大屋，門前有三級遞上的石階，石階之上是兩扇有鏤空窗花的吊腳門；之後是趟櫳門 – 由一條條橫放木圓柱構成的方塊門；其後才是大木門。

我後來才知，兒時住的屋是典型的廣州西關古老大屋，即現時位於荔灣區的傳統大屋，所以門都有三道：吊腳門、趟櫳、木門。說起那趟櫳，回憶最多。日間吊腳門是開著的，大木門也開著，只有趟櫳門關上。有客到，他們會拉動繫在趟櫳門旁邊的銅鈴，當鈴聲響起，屋裏人就會出來開門。只要把趟櫳後面的一塊木板推上去，趟櫳就會趟向一邊，門就開了。因爲貪玩，亦因為貪方便，我們小孩平時出入，總是穿門而過，在趟櫳的圓柱之間穿過去就算。

有一年，父母在外，只有我和妹妹留在大屋生活，黃昏五六點鐘，銅鈴總會響起，在趟櫳門後面一定見到二舅父的身影。他手提保溫瓶，特地給我們送湯和飯來。二舅父戴黑框眼鏡，皮膚黝黑，説話時總是微微眯起一雙眼。入到屋，他會坐在一旁，問我們姐妹的情況，然後看著我們把飯吃完才離開。因爲是知識份子，二舅父在文化大革命時慘遭批鬥，不過總算捱了過來。他是家中讀書最多的，擔起媽媽的供書教學，想不到他照顧完媽媽，還要照顧我們姐妹。那一年之後，我再沒有見過二舅父，起初是因爲分隔兩地，後來，想探他也不能了，他因爲一宗車禍去世了。

趟櫳門之外，吊腳門也滿載兒時記憶。每當我百無聊賴，想看街景的時候，就會把吊腳門關上，透過門的鏤花，可以靜看街上人來人往，有如看戲。戯服都是非黑即白或灰的，有推著單車的，有騎著單車的，有送煤的，有叫賣的，有去市場買菜回來的……屋的斜對面住了一家有點錢的人，他們是鄰居中唯一有黑白電視機的。當周末想看電視的時候，我和哥哥會在他們家門前的空地晃來晃去，那家庭的姐姐特別憐我們，見到我們，就會把我們招進去。她們家有兩個兒子，都是劇團的演員，大兒子結了婚，娶的妻子也是演員，很漂亮，穿白色百褶裙，腳踏白色有跟涼鞋，推一輛輕巧的女裝單車，很時髦，我暗地裏羡慕不已。在學校，為了樸素的形象，我只敢穿一對很土的平底黑色涼鞋，方正的鞋頭上，是橫七竪八的四邊形圖案。這大概是我穿過的最醜的鞋。

大門之後，就是門官廳 – 橫向的一小片地方。門官廳是舊時看門人坐的地方，對於小時的我，這裡除了是在吊腳門後看街景的地方，也是我盼望和外界聯繫的地方。每逢中午時分，郵差叔叔會掛著綠色帆布袋，逐家逐戶派信。我家沒有信箱，郵差叔叔就把信件透過趟櫳門投在門官廳。在地上拾信件猶如在沙灘拾貝殼，當拾到航空信箋時尤其興奮，想像自己有日也會飛。

門官廳之後是正廳，正廳又叫神廳，曾擺放很多神主牌，但文化大革命一來，為免麻煩，神主牌都拆了。正廳是家中最重要的地方，客人都是在這裡招呼的。正中位置擺了一張酸枝長案，案下是方形的八仙枱，枱邊緣雕有八仙、喜鵲等圖案，在八仙枱的左右兩邊放了酸枝椅。長案和八仙枱之下，形成了一個寬大的空間，我將之幻想為一間屋，最喜歡在那裏玩捉迷藏和「煮飯仔」。

正廳之後按序是頭房、二廳、二房、尾房和廚房，形成一條綿長的縱軸線，串起這條縱軸線的是俗稱「冷巷」的長廊，這條家中的巷子成了我們小孩的樂園，最喜歡在這裡玩跳地磚方格和踩單車，來來去去，樂此不疲。在冷巷近正廳的位置，有一塊幾近和墻一樣高的黑板，小孩個子小，根本用不了這麽大的黑板。後來才從母親口中得知，這亦是和文化大革命有關，因爲當時紅衛兵四處徵地方用，地方稍大的，會強搶來用，於是我父親就和親戚急忙用木板作間隔，擴濶頭房，從而令寬敞的正廳變小，免得被霸佔。那塊幾近和墻一樣高的黑板就是擴建頭房時用來作間隔的。

在頭房和二廳之間有木樓蜿蜒而上，通向木閣樓，由閣樓可上天台，那裏種的米仔蘭和茶花芬香撲鼻。母親還在天台養了幾隻雞，她至今仍津津樂道：「親戚買了幾隻雞仔回來，於是放在籠裏養了，裏面有一隻母雞，想不到就是這母雞，幾乎日日都生蛋，又不會孵雞仔，很好養。」家裏因此有源源不絕的生鮮雞蛋供應。母親用穀糠加蔬菜煮成飼料，每日上天台餵雞，而我的任務就是看緊籠裏是否有新下的蛋，母親說，雞蛋留在籠裏，很易被踩碎。

兒時的家，除了天台之外，還有天窗，是大屋採光和通風的來源，正廳、二廳、閣樓和廚房都有天窗。每當下雨，便匆忙跑遍全屋把四個天窗拉埋；臨睡前，也會把天窗拉埋，以免一夜有雨。每次拉開天窗，總要看看天是否很高很藍；拉埋天窗時，也要看看天，不過今囘是要看夜空是否有閃爍的星星。我和妹妹被留在大屋那一年，有日，正廳的天窗壞了，怎也拉不埋，剛好下起雨來。妹妹很擔心，天窗壞了，怎麽好？她不斷問我。幸好那是一場小雨，算是虛驚一場。

大屋所在的大街是一條很筆直很長的石板路，由早到晚都熱鬧非凡。我家近街口，街口座落一個偌大的室内菜市場。早上六七點，從我家門前就會傳嗡嗡的談話聲音，如果走去門口，隔著吊腳門，準會見到門前的石階上坐滿了人，這條人龍由菜市場的門口，經過我家門，一直延伸至街中央。在那個物質貧乏的年代，居民要憑票才可買到肉和糧油，而且，即使有票也不保證買到，所以菜市場未開前就已經有排隊等候的人龍。我家門前總有人龍。

每日下午四五點左右，街道會傳來鈴聲，是垃圾車來了，家家戶戶都會在同一時間拿垃圾出來倒。那時燒煤，垃圾中不少是煤灰，把垃圾倒入垃圾車時，我要踮起腳，別開頭，以免煤灰揚起入眼。晚上十一點多，還未入睡的話，還可聽到街上倒夜香的阿嬸來往各家各戶的腳步聲和開門關門聲。

那時的大街真有趣，各色叫賣的人絡繹不絕，叫賣聲此起彼伏，有叫賣「磨鉸剪刀」的；有叫賣涼粉的；有幫人補鍋和補砂煲的，還有賣花塔糖的。最受小孩歡迎的是粉紅粉黃和粉綠的花塔糖，每當有賣花塔糖的經過，我們小孩就雀躍不已，因爲傳説花塔糖可以杜蟲，大人亦鼓勵小孩買來吃，小孩自是樂也融融。

還有一種聲音是至今仍縈繞腦際的，就是對面屋每逢中午傳來的收音機「講古」聲，一個講古佬在收音機講水滸傳，聲如洪鐘，有聲有色，講到緊張處，總是來一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講完水滸傳，講三國演義，故事日復一日流轉，收音機外的世界似紋風不動，一切只待故事的開始和結束，又開始，又結束。

故事終於在某日戛然而止。我告別童年，離開了大屋。

再回來，經已幾個世紀。大屋所在，被一幅鋪得參差不齊的紅磚墻封了，墻上有多個油煙口，令墻身黑色斑駁，烏煙瘴氣。罩在瘴氣中的是一扇緊閉的銀色鐵門。沒有石階，沒有吊腳門，沒有趟櫳，沒有銅鈴，沒有大門，往跡了無痕。

可能是聽到外面有人説話，裏面有人把門打開，我屏息内望 – 但見一個個爐灶沿牆壁而立，中間放了張長枱，擺滿雜物，地面滿是水漬和油漬，旁有水泥梯級和洗手間。兒時住的大屋慘變成一間餐廳的廚房，骯髒，零亂。餐廳，我後來發現，叫「汕頭牛丸火鍋」。

大街的石板路還，但因爲兩旁房屋的改建，大街窄了很多，不少老舊房子已荒廢多時，餘下的不是經過改建，就是顯得破落，昔日的熱鬧大街只有伶仃人影，鉛華洗盡，歸於沉寂。

對面人家的屋，還在，但門面已改，牆壁破落，人早去，樓早空。那裏，傳出過收音機「講古」聲，日復一日，那麽有聲有色，那麽溫文，有回合，有後事，有分解。

（本人獲刊於2009年七月號《香港文學》雜誌的作品）

他坐在我的對面，在一間日本麵店裏。我們之間相隔著一張小餐桌。我有一句，沒一句的在說話。而他總是有一句，又一句的。

我望向兩旁，那些吃麵的人，吃得多專注，同時多寬容地和朋友邊吃邊談，還有，他們面前擺著的大碗日本麵，多誘人，上面鋪滿了蔬菜和肉絲，拱成小山似的，麵鼓的醬油湯底繞著小山成了護河。

我把眼光慢慢移回來，挪到他臉上。

他繼續有一句，又一句的。

有個朋友最近發現患了乳癌，他說，要做手術，她的老公原本有份高薪厚職，不過給裁了。本來是住賽西湖那邊的高尚住宅的，最近都搬了出來。人生變幻無常，世事難料呀。

我點頭。點的麵來了，賣相真好，和旁邊的人正在吃的不遑多讓。

幸好，她買了份危疾保險，有了病，至少可以拿幾十萬來墊支一下。他繼續說。

我低頭看著面前的大碗麵，專注地移動左手的勺子和右手的筷子，把麵送進口。

人生的感慨，好像沒有比這更蒼白無力的了吧；比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還要慘白。朋友間抒發感情，最終導向的是一份保單。

意興闌珊。我忙著吃我的麵。

這可是個認識了十多年的朋友，做過同事，當時常一起出外吃飯，一起談笑。也曾為彼此的工作打氣，為同一個上司而同仇敵慨。每逢過年，還會到他家作客，吃頓飯。

但是世事難料呀，自從他當上保險經紀後，和他的友誼就開始變得不是很對路。一般朋友，因爲忙的關係，可能半年才約上一次見面的機會，唯有他，總是主動找我吃飯。一次如是。兩次如是。每次約見面，都說成是朋友之約。而我總是懶洋洋的，既然是朋友之約，那就見面好了。但心裏總有條刺，如果不是為了向我推銷保險產品，會有這個約嗎？

而他好像從沒想過這個問題，也不提這個問題。可能，對他，這已經不再是問題。

要在保險業打出名堂，這不再是問題。不會是問題。我相信，他和他的同行都堅信保險對任何人都是好事。

不過，他們可能不明白，這個世界不是這樣黑白分明的，有些人儘管適合買保險，但他們不想要保險，生命那樣多險峻，可以防得了，避得了嗎？約朋友談買保險，又是否可以假裝這不是朋友之約？

一位行爲經濟學家Dan Ariely寫過一本書，名為 “Predictably Irrational: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 裏面提到人其實同時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是社會規範的世界，另一個則是市場規範下的世界。在社會規範的世界 ，錢不是衡量事物的標準，我們會樂於幫我們的鄰居照顧小孩，或修理破損的電器，沒想過收取分毫，也不期待馬上換得回報。

在另一個屬於市場規範的世界，情況就很不同。我們是以錢作衡量的，工資、租金、物價、利息、成本效益等等，我們都計得一清二楚，我們工作長了，希望有補薪；我們工餘兼職，每小時獲得多少酬金，都是一早知道和計過，覺得划算，才做。

這兩個世界儘管大不同，卻同時出現在我們的生活和經驗裏，當這兩個世界各不犯界的時候，你會發覺生活沒有磨合；但當這兩個世界重疊交接的時候，麻煩就來了，這就像有朋友請你去她家中作客，為你準備了美味的晚宴，然後你問她要付多少錢，最後惹得她一肚子氣，不歡而散。在不該用錢衡量的世界，用了錢去衡量，這是致命傷。

我和他面前的餐桌，就交曡了這麽兩個世界，兩個世界交曡的地方，令我覺得很沒癮。

我吃著的那碗麵比談話有味多了。

我想起Dan Ariely和另一位教授合做的實驗。他們請一群學生幫忙，在電腦上劃圓圈。分了三組人：第一組人，告訴他們，這實驗是社會服務性質，所以沒有酬勞；第二組人，各給了他們五美金作爲酬勞；第三組人則各給十美仙作酬勞。實驗的目的是看哪一個組別的學生最賣力，畫得最多的圓圈。

結果，一如所料，拿了五美元作酬勞的學生比拿了十美仙的學生，表現要好，畫的圓圈更多。那麽，被告知是社會服務性質的學生表現又如何呢？實驗的結果顯示，他們是三組人中表現最好的，比拿了五美金酬勞的學生畫的圓圈還要多。

實驗結果似乎提醒我們，我們其實擁有一個社會價值的世界，而這個世界，可以發揮的影響力，超乎我們的想像。

但當我們汲汲於謀生，加上金融海嘯殺到埋身，很易亂了方寸，忘記了我們有一個可以給我們力量的經驗世界，或者硬要把市場規範的生活經驗強加在社會規範的生活經驗上。

如果需要買保險和基金，記住找我。這句話擲地有聲，徹徹底底。是他和我分別時投給我的最後説話。

日本麵店坐落在大廈的底層，我走過幽暗的樓梯，見到了天日。